涉嫌非法集资的老年公寓十分普遍（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2月10日讯】在湖南益阳，涉嫌非法集资的老年公寓在过去几年十分普遍，以高额利息、年终出游、床位提前居住权等许诺老人，然后钱款不知去向。吊诡的是，平时舍不得花钱的老人在这件事上孤注一掷，用几乎全部积蓄作为预付款，去购买一张可能还没住过的床位。跳江自杀的老人，只是这个残酷骗局里的一部分。
像老曹这个年纪的农村男子，大多数会拥有一个平静的晚年，不说大富大贵儿孙满堂，但能有钱给老伴治病，够两人生活，或许就不会像他一样，在寒冷冬日脱光衣服，翻过栏杆，从益阳市资江大桥一跃而下。这天是2021年1月19日。
沉入江中第四天，老曹才被打捞上来。岸边聚集的人群中，有认识他的人看到了遗体，没有浮肿，还是跟以前一样“瘦不拉几的”。闲聊之间，围观的人一点点拼出老曹的故事：62岁，不到一米七，头发白了大半，在医院做清洁工，更年轻时也在砖窑厂干活，打过杂工，一点点攒下了17万积蓄。他没有子女，妻子在上一段婚姻里生下的孩子和他们也不算亲密，老两口得为自己做打算。
他的打算就是将17万积蓄，投入一家名为“益阳纳诺老年公寓有限公司（简称纳诺）”的养老机构。去年7月，纳诺创始人投案自首，涉嫌非法集资3.2亿以上，老曹的钱就在其中。不久前老伴因糖尿病并发症住进了医院，催款电话不断打来，而他无力缴纳治疗费用。
据志愿者统计，4000多名投资老人曾认为入驻老年公寓是一个“完美”选择——按照纳诺描述的图景，预存3万元可获得一张床位，床位费9折，存11万能得到一张“永久居住证”，床位费7折；如果不入住，这还是一份分红型的养老产品，每年返还一定比例的福利金，且合同到期本金如数返还。
直到半年前他们才发现，殷勤问暖的业务员，高额返还的福利金，以及所谓官方站台的宣传资料，合力搭建了一个看似诱人的晚年幻境。
幻境破灭
从“爆雷”开始的那一刻起，住在纳诺的老人们晚年被彻底打乱，无家可归的和投了闲钱想安度余生的听到消息都懵了，有人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不知该用什么姿势面对。记了15年日记的朱梅血压突然升到180，到医务室开了药——她是卖了房子到这里来的，20多万的家底全投进去了。朱梅在本子上写：所有老人现在都是寝食难安，倒霉透顶。
那是去年7月中旬的一天。公寓进出的大门、医务室、办公室都贴上封条，老人们被告知“必须离开”，月底就要停水停电停餐。从办事人员口中他们刚刚得知，纳诺董事长鲁光辉到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投案自首，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两天前，朱梅正和朋友们在小花园打牌，两个年轻人过来核对姓名电话，她以为是养老公寓新来的员工，没想到是公安，挨门挨户问过去，还记录了子女的联系方式。之后又来了一拨人，把原先可以完全推开的窗户钉上钉子，只留一根手指的推开空间，“说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朱梅后来才明白背后的意思：怕有人想不通要跳楼。
90岁的老人林奇，就在寻死与觅活的边界挣扎。为了享受“纳诺”的7折服务，他卖掉了老家镇上唯一的房子，儿子已经去世，孙子在外地打工，他需要一个能收留自己的地方。当时手上的钱只够9折优惠的标准，业务员动员他卖房子，林奇就这样多凑了一万多。这是他一生在砖瓦厂推板车挣来的全部积蓄，结果一分都没有了。
接下来几天公寓都是乱糟糟的。到处是穿制服的人在维持秩序，救护车守了好几天，早上8点来，下午5点回去。饭堂里平时吃饭的有100多人，那几天做饭师傅发不出工资，没有心情做饭，老人更没有心情吃，有些根本没下楼。只有几名按日结算的护工留下来，照顾那些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一碗面条吃不到一半，朱梅就饱了，她最心烦的就是搬家。参加了三次协调会，朱梅和一些老人提出自己交现金，希望还在这里安稳地住下去。但协调人员说，“根据法律程序只能全部清走。”来自其他养老院的大巴来来回回，劝他们赶紧离开。
护工罗伟的一个同乡坚决不搬，“他说死都要死在那里。”和林奇一样，这个94岁老人也是全部存款放在纳诺，住进来就是为了安静度过最后的日子。另一个姓袁的老人就在那几天里过世，他身体一直不太好，已经不能到餐厅吃饭了，但很多人都认识他。
朱梅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混乱的一幕就是之前设想的“完美养老计划”——相比城里灰扑扑的回迁房，这里宽敞明亮，尤其是那个小花园，种了很多她喜欢的桂花树，朱梅把那里叫做“氧吧”，几乎每天都去那里打“升级”。去得久了，她觉得脑出血的毛病好了不少，还听说有个肺气肿厉害的老人搬过来摘掉了氧气罩。
这家养老院建在石牛潭水库风景区，2012年成立。朱梅住在一栋六层的回型楼里，阳光穿过透明的棚顶洒在鹅卵石步道上，两旁是精心修剪过的树，可以在椅子上休息，也可以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
不过像朱梅这样住进去的是少数，对大部分投资的老人来说，这只是他们预留的美好未来——每间房子都有电视、洗衣机、空调、热水器，高档房型还有客厅、厨房和独立浴室。常见病、慢性病可以去医务室输液打针，做理疗。如果失去自理能力，还可以住到专门的楼层，有护工照顾。
朱梅在这里断断续续住了四年，经常碰到老板鲁光辉，“看起来虎头虎脑的，人也随和”。有时朱梅和他闲聊，“招这么多人进来，住的人又只有这么多，收支不平等，你受得住吗？”
去年上半年，公寓连续招了十来名新员工。当时二期公寓入住率还不到一半，三层和五层几乎是空的。而且逢年过节搞篝火晚会，每次都是几百桌，湖南台的娱乐明星也请过来，朱梅觉得开支非常大。但鲁光辉告诉她，这是一个长远的规划。
罗伟就是新员工之一，本来让他负责培训护工，但新护工还没招到，他暂时没事做，每天只能打打杂，帮老人打扫一下卫生，到饭堂等一下饭。进去不久，他就听到风声说老板的哥哥鲁光明判刑，纳诺就快倒闭了。但罗伟不信，“这么大的规模，还有一片空地是给三、四期预备的，怎么可能出事？”
但在供职的不到两个月里，罗伟也并非毫无察觉。一个在管理层做助理的同事劝他辞职，说资金困难，罗伟以为是暂时的，因为疫情没人住进来。但后来连续10天，罗伟负责的楼层一直没有老人，他心里没底就提出离职，但没批准，主管当时还在担心，以后来了老人又找不到员工。
不过很快纳诺就开始主动裁员，第一批裁掉的多是医护和管理人员，不到半个月又裁掉第二批。同事又打电话给罗伟，“你再不走的话，养老院就要倒闭掉了。”
那个时候朱梅还沉浸在她的“氧吧”里，白天散步，晒晒太阳，期待秋天的桂花香。吃饭就到饭堂打上两荤一素，一份汤。她一直渴望集体生活，之前就想和两个高中同学凑钱盖房子住在一起，三个人正好演一台《红灯记》，但没能成行。
在这里的四年，是朱梅觉得这辈子最好的日子，每周一三五下午或晚上，她都在大屏幕前和姐妹们K歌，白天一起打太极，跳健身操，她相信“纳诺”是余生可以依靠的地方。
“ALL IN”的赌局
类似的老年公寓“爆雷”案，自2018年就在益阳及周边市镇陆续开始。即使一些谨慎的入局者分散投资好几家，或退出纳诺转投别家，也都遭遇“爆雷”。
若不是因为自己也是集资受骗者，70多岁的陈忠勇不会那么关注老曹的事。发现他跳江的那天，陈忠勇坐在7路公交车上，正巧看到老曹在桥上的最后一幕，本来下车凑个热闹，得知是养老院的事，一种物伤其类的感觉向上涌，“他这样死，死得不值”。
起初接到纳诺业务员小黎的传单时，陈忠勇压根不理。他有自己的养老计划，子女长年在外地，没指望孩子养老，盘算下来，养老院是最靠谱的。陈忠勇和妻子一心想在益阳市区找一家，也考察过4、5家，可到现场一看连外墙也没有，只有一间办公室，门口挂个牌子。对着漫天灰尘，陈忠勇想象不出未来的样子，只能作罢。
2015年前后，业务员小黎开始进入他的生活，每周都到公园看他下棋，插空介绍“纳诺”。一开始谁也不理这个嘴甜的男孩，小黎也不放弃，连续来了大半年，老人磨不开面子，就回两句。聊得多了，小黎就陪着他们回家，时不时送些水果。陈忠勇至今记得小黎说，“您儿女不在这边，我就是您的儿子，就是您的女儿。”
后来陈忠勇才知道，这是“小黎”们惯用的话术。他们在公园、菜市场、超市门口发传单，三天两头打电话聊家常，亲热地说，“有什么事您挂个电话过来，我们当儿女的保证帮您解决。”那时陈忠勇真觉得自己多了个儿子，自家孩子一个月打一两次电话，过年才见上一面，身边的小黎却是触手可及的陪伴。
再提起“纳诺”，陈忠勇不那么坚定拒绝了，跟着小黎去实地参观。在那里他见到了曾经的牌友老李，已经入住三个月的老李告诉他，医疗设备不错，菜式也不重样，管理也很正规。但纳诺太远了，乡间小路颠簸，要花一个小时才到市区，这不符合陈忠勇之前的市区养老计划。
但他的犹豫很快被小黎彻底打消。陈忠勇妻子的脚有一次过敏，肿得不能走路，小黎知道后立刻开车到小区楼下，把妻子送到医院，忙前忙后，陪着挂号看病，又送回家。第二天，陈忠勇就把11万养老积蓄全部投进纳诺。
在纳诺，11万是个分水岭，预存这个金额以上意味着拥有优先居住权，不用排队，享受7折床位优惠，还能得到一本红色外壳的“永久居住权证”。朱梅起初只投了1万，但在这个机制激励之下追加到11万以上，给老伴也来了一份。
依照不同的投资金额，纳诺将养老服务合同分为“爱心”、“至尊”、“贵宾”等不同等级，投钱越多，床位折扣越高。如果不入住公寓，这笔钱就是床位的预定金，还可以定期分红，同样是交的越多，分红越高。
投资后老人会拿到两张卡——“养老服务卡”可以让没有住在公寓里的老人一个月免费吃住7天，红利会打到“福利消费卡”上。如果到期继续投资，还能另外得到几百元补贴，可以在医疗室做理疗，还能在小商店购物。
几乎没有老人动过里面的钱，卡上没有银联标识，自然也不能支取。但多次追加投资的老人并不在少数，尤其当他们留意到大门上挂着“派出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照片墙上配著有关部门领导参观的照片，怎么能不相信？有些人甚至懊恼，“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早点来！”
当地志愿者刘一木根据老人亲身讲述所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4000多名老人在“纳诺”投钱，而益阳市存在此类问题及风险的养老机构有14家。通过警方公告、民事判决书、企业经营状况等信息确认，其中8家存在无法兑付合约的问题，或已经被警方提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刘一木的母亲就是其中一家养老机构“衡福海”的受骗者。她是退休的高校教师，在等公交车时被业务员搭话，后来陆续投了20万。和她一块投资的还有家属院里100多名老师，其中不乏教授。
这是益阳市与“纳诺”齐名的另一家大规模的养老机构，在闹市区，建得更晚些。陈忠勇因为业务员换人，不再是那个小黎，他在2018年前后就把钱从纳诺取出来，投到了“衡福海”。考察时，他发现这里推销预售床位的模式、使用的话术，和纳诺几乎一模一样。老板刘燕还亲自给老人洗脚，打动了陈忠勇。最重要的是出门就是商场、超市，陈忠勇在城里养老的期望算是实现了。
但是，纳诺“爆雷”还没到一个月，去年8月6日，衡福海也被益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董事长刘燕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拘留。
如果更小心谨慎一些，就能避开这个骗局吗？42岁的王庆强是个医生，没有迫切的养老需求，不炒股，不买基金，起初只是为了顺从母亲，“拿5万块钱玩一下”。在母亲的坚持下，他去了衡福海考察。
和许多老人不同，王庆强研究了不少养老机构的信息：号称有民政局补贴的，相当于官方背书，错不了；承诺分红利率在10%以下的，“属于国家法定保护范围之内”。而且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出于谨慎，王庆强分别在衡福海、纳诺、胭脂湖三家养老院投了10万到30万不等。然而他的“鸡蛋”全碎了。
如果把投资范围只框定在官方认证的养老机构，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2020年11月25日，益阳市民政局发布了一份“符合《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的养老机构名单”，而当年7月就曝出问题的胭脂湖和衡福海都在其中。如今胭脂湖还在正常营业，但合同到期后无法兑付，只是对投资者说返利推迟。
还有很多老人甚至排不上名单里养老机构的床位。据益阳市2018年的统计数据，倾向于机构养老的60岁以上市民大约有12万。而拥有合规资质的养老机构共161家，民办的仅有48家，床位7400张，供需严重不匹配。这意味着在选择养老机构时，老人有很大概率会遇上不合规的。
失去的晚年
理想中的晚年生活没了，钱没了，连栖身之所也是在仓惶中被临时安排下来。
去年7月22日，朱梅搬到益阳火车站旁边的一家私立养老院，靠每月两千多退休工资支付住宿费。前一天，朱梅和丈夫连夜收拾，“哎呀，好紧张，真的就像难民一样。”
她赶着搬，是为了照顾住在同一层的婆婆肖芬芳，帮她搬家。7月21日，大码头社区的一个工作人员上门看望，还提了香蕉和苹果，肖婆婆很感动，但这个年轻人后面说，“我不仅是来看您，还有一件任务，就是来给您搬家。”地方已经联系好，马上就要她过去。
肖芬芳是大码头社区的退休老人，今年85岁，老公不在了，儿子在上海打工，她拿着老房子的拆迁款住进了纳诺，和朱梅夫妻成了邻居。“爆雷”之后，社区负责辖区内的“纳诺”老人，有房的要通知子女接回家，卖了房没地方住的，协调安置在社区内的养老机构，每张床位优惠200块钱。
搬家之后，肖芬芳哭了半个月，朱梅的血压也一直不稳定，脑袋闷闷的，“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讨钱无望，身体不舒服，朱梅现在几乎闭门不出，半年多来，和同城的7个兄弟姐妹也没有串过门。曾经一起K歌的“纳诺家人”四散各方，“都不清楚到哪里了，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90岁的林奇拖到最后一天才搬走。不想走，但政府人员告诉他，不走也不开餐了。他没有子女来接，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家回不去了，仅凭每月1700块的养老金，也没几家养老院住得起，城区里的根本不敢想。七月最后一天，他被送到一家便宜的农村养老院。
没有了钱，林奇最怕生病。今年初，他突然肚子疼住进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预付的3千块住院费很快花光，只好出院，病有没有治好也不知道。搬出来半年多，有志愿者怕他寻短见，时不时去看他，他只是一直念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
老年人似乎天然地被屏蔽在公共信息之外。早在2019年，长沙接连出现“爱之心”、“顺祥养老”等机构“爆雷”，上万人受害，涉案金额十余亿元。但在80公里外的益阳，一位老人才刚刚签下在“纳诺”的第四份合同，还有人在亲戚介绍下投资了20万
那年湖南公安厅通报，全省涉及养老领域的非公有企业327家，其中有37家涉嫌非法集资，这意味着超过十分之一的民办养老机构陷入非法集资的骗局。纳诺的法人代表鲁光辉因同样罪名被抓，而老人最关心的问题是：钱还能回来吗？
得到的答复是等通知。林奇的几万块钱被办案人员告知是“小问题”，让他别再去找了，“人家几十万都不要慌，你几万块钱算什么？”还有很多没住在公寓里的老人，到期去取才知道“爆雷”，但业务员的电话已变成忙音或空号。
有的老人实在绷不住了，才告诉子女床位费的事。投钱的时候，很少有老人跟子女商量过，他们认为分家了，养老就是自己的事，“儿女指望不上”。尤其是像朱梅一样的独生子女父母，女儿在北京工作生活，她和丈夫在益阳老家，虽然每周通一次电话，但每年见面只有一次。
心急钱的去向，志愿者刘一木的母亲才告诉他集资投钱的事，但投了多少闭口不谈。医生王庆强的母亲也不肯告诉金额，只含糊说四五十万。王庆强一查，总共有100多万，“人傻钱多，智商好像是有问题一样，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王庆强家投资养老院，是舅母推荐的。前几次收到红利后，母亲比谁都积极，鼓动他也投。王庆强一开始不愿意，但母亲很执着，“她说赢了算你的，亏了算我的。”以前王庆强只借钱给认识的人，现在他连认识的人也不敢相信了。当初拉母亲入伙的舅母再没出现过，原本亲近的两家人默契地断了往来。
至于怎么努力追回这个钱，老人们想到的无非是到政府门前讨说法，像医生、公务员、教师有些社会能量的，就在网上发帖子，但是都没用。直到老曹跳江的事被刘一木发上微博，这群老人才终于被看见。微信群里都在转关于老曹的文章，谁参加了通报会，也发到群里分享最新进展。
老曹用的是老年手机，没有加微信群。陈忠勇说，如果老曹在群里，和我们聊聊，可能不会这样。据群主了解，有将近一半的受骗者因为使用老人机，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的钱已经没了。
看到老曹遗体火化的消息，不知怎么，陈忠勇觉得自己可能永远拿不回钱了。他至今不敢跟子女提，如果让孩子知道钱就这样没了，他们可能会骂自己，生活费也不会再给了，肯定要担心自己乱投钱。同时，他又觉得对不起孩子，“如果没有投，即使死掉，还有十几万块可以留给儿女。”
1月19日那天，他从公交车跑下来赶到岸边，老曹已经跳下去，只剩他脱下来的衣物、鞋子和钱包，整齐叠放着。之后连着几天，陈忠勇都到江边看，始终没有老曹的消息，就像他们打了水漂的养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