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民国第一报人、《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与大公报同仁合影。（网络图片）
1938年秋天，《大公报》派兼职记者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个年代要穿越戈壁、荒漠前往新疆采访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西北边陲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因此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好在“新疆王”盛世才对《大公报》执掌笔政的张季鸾充满敬意，他当年就读于中国公学时，张是他的历史老师，他一直以师礼待之。因此，陈纪滢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新疆受到盛情款待，“陈记者”在那里度过了40个日夜风光的嘉宾生涯。另一方面，当时盛世才与国民政府、与苏联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他也需要《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为他和他掌握的新疆多多美言。
陈记者临行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长给他送来一包钱，说是每个应邀参加大会的人都有的旅费和出席费，这是“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赠送的。他立即表示，盛督办的好意十分感谢，但这个钱绝对不能接受，请副官长向盛转达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副官长又带着这笔钱回来了，说，盛交代了，这点钱千万要收下，何况也不只送你一人。如果再客气就不好看了。他还是坚决不肯收，要求当面去向盛推辞。他恳切地向盛说明自己不能接受赠款的理由：“我来新疆是代表季鸾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报采访新闻。来的时候，搭乘航委会的包机，一来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这已经过分。走时又由督办代洽便机，也不花钱。所以我既没有事实需要钱，更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赠款。我是大公报的特派员，大公报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阔报馆，但它既派出记者采访新闻，就有负担旅费及一切花销的责任。即便我所带的钱不够了，我可以向督办借，回去了再还。万万没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费的理由！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仅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
民国时代，报馆媒体和记者也可能会收到“红包”。图为新年红包。（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他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不料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他握别后，突然抛下一个纸包迅速下机走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只有交给报馆去处理。5天后，他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他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问明原由，转身交给了会计。他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自己都不管。
第二天，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仁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二千。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红包”。
这段真实的故事在陈纪滢《我的记者和邮员生活》中有详细的记载，我读了很感动，不仅为那个时代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更是为那个时代一家民营报纸坚持的原则。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红包”，早就不是什么新发明，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红包”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不能很好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
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还说过这样一番话：“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
这样的话，今天恐怕已是空谷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