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轻信共产党，最后就可能搭上身家性命。图为“毛主席像章”。（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善良的人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这些腐朽反动的力量，以为它们言而有信并且无所不能，结果无不上当吃亏。半个世纪无数的惨痛教训人们，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只要轻信共产党，最后就可能搭上身家性命；1957年的右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积极发言的都是对党的政策毫不怀疑的人。
1968年5月，我在煤矿当掘进工。热心的朋友向我推荐一种瓷制的“毛主席像章”，直径约50厘米，厚度约1.5毫米，底色纯白光洁，制作异常精美。5角钱一枚，一元钱三枚。我“请”了三枚，放置在用肥皂箱改装并加锁的“百宝箱”中。接着矿区发生了武斗，我跟着矿上的“造反派”群众，连夜逃到铜川市，第二天又乘车回到家乡韩城县。在逃离过程中，我的朋友，测量工高庆丙悄悄告诉我一个重要秘密：军管组准备逮捕我。那时的中国，凶事虽然可卜，却是无可逃遁的。尽管我自信并没有犯什么罪，却准备迎接坐牢的厄运。
在家乡的三个月中，惕惕然等待那致命的一击。一直到8月中旬，已经成立了“革委会”的“煤炭部89工程处”，才派出了“红色纠察连”一位姓郑的“排长”，带两名“红纠队员”，在韩城县造反组织一百多名武装人员如临大敌的配合下，对我实行了抓捕。先是背绑着吊在梁上打坏了党的两根棍子，坐实了“现行反革命”罪行；“牛棚”关押了一年多，直到1970年2月16日，我作为“一打三反运动”的第一批祭刀者，被列入“死刑”名单，实行了公开逮捕。在这期间，那三枚“毛主席像章”一直安睡在我那用肥皂箱改装并加锁的“百宝箱”中。
在上帝的保佑下，我没有“争取”到枪毙指标。1971年1月23日，我被押上公判大会，宣布“现行反革命罪”，判处20年徒刑。
和我一个监号的寇志德问我：“你判了20年，为什么看起来一点也不悲观？”我回答说：“能活下来就是胜利。关我20年，是他们的意志。不过形势的变化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我相信最多坐10年。”
但在检看“百宝箱”时，却不由一股凉气直冲脊梁：原来我那三枚瓷制“毛主席像章”，有一只被压成了两半。那时损坏毛主席像章绝对意味着祸事临头。王石凹煤矿的采煤工寇金柱，就因为不小心“污染”了毛主席石膏像，无法处理，半夜无人时偷偷用铁锤把它砸个粉碎，当垃圾埋掉，被判了15年徒刑。类似的悲剧时常发生，以致毛主席石膏像被许多老百姓视为“定时炸弹”。如果我“损坏”毛主席像章的事情暴露了，已有20年刑期垫底，罪上加罪，还有我活的路吗？我的心情非常紧张，悄悄问寇志德该怎么办？
寇志德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原籍西安市，因为“绺窃”罪被劳教三年，期满后在崔家沟劳改矿“就业”。“就业”是二等犯人，名义上有公民权，实际上除了暂时的“生存权”，什么自由权和公民权也没有。他是一个星期前关进“号子”的，显然是准备好的判刑“材料”。当我悄悄问他是什么案情时，他小声说：“我的案子不敢承认，要承认了就没有命了。”原来“一打三反”开始后，劳改矿意图“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剥夺他们暂时的生存权，以迎合中央文件“杀一小批”的需要。他们矿上有一个姓汪的西北大学的数学教授，1957年打成右派，劳教期满后也在矿上“就业”。因为和寇志德同住一个宿舍，两个人谈得来，关系也好，就有人检举：一个小偷和一个右派经常在一起，岂能没有反革命活动？于是隔离审查，攻心批斗，刑讯逼供。最后汪教授支持不住，招供他和寇志德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汪任“主席”，寇任“政委”。但寇志德怎么也不承认，百般用刑，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两字。戴了一年手铐脚镣，进来时，手腕和脚腕处磨破的伤痕宛然。由于寇志德坚决不承认，无法定案。最后，寇志德以过去的小偷论罪，判刑三年；汪教授因查无实据，免于处分。寇志德熬受非人的皮肉之苦，不但救了自己，更“救了”汪教授。
寇志德圆圆的脸，显得颇为单纯，而且善摔跤，会武术。我俩相处虽然只有一个星期，彼此都有好感，有一种说不出的信任，所以我才把自己面临的难题告诉他。
寇志德小声说：“你把那东西给我，连同另外两个。”
晚上放风时，寇志德“大便”了很长时间，最后才回到“号子”。监号的门锁上后，他对我说：“都处理完了。”我急忙问是怎么“处理”的？他说：“我把三个像章在手里揉碎，全扔到屎坑里了。”
我舒了一口气！原来事情这么简单，而且这么牢靠，事前我却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不由得想起了一句“毛主席语录”：“许多所谓的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这话对于我和汪教授，确实有几分道理。知识份子太单纯、太天真、太轻信，太没有对敌斗争观念：人家早已把我们当作敌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们却总是用最善良的态度对待人家，信之惟恐不坚。后来我在监狱中见到许多犯了“反革命罪”的知识份子，说起真实情况，捶胸顿足，原来大都是自诬的“反革命”。最一般的想法是：“我承认了自己没有的事情，而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不冤枉一个好人，难道党竟会把假的当成真的？”但寇志德不信这个邪，死不承认。如果他承认了和汪教授的“反革命集团”，实无异以身饲虎，两个人的命早没了。“专案组”经常恐吓人的话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是无所不知的。”即如这三枚“毛主席像章”，寇志德把它揉碎扔进屎坑，这个“案子”，集全党之力也不可能凑足“物证”。如果现在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有我这篇文章“作证”，只要寇志德坚持不承认，仍然定不了案。那些专门制造冤假错案损人不利己的家伙，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能耐。善良的人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这些腐朽反动的力量，以为它们言而有信并且无所不能，结果无不上当吃亏。半个世纪无数的惨痛教训人们，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只要轻信共产党，最后就可能搭上身家性命；1957年的右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积极发言的都是对党的政策毫不怀疑的人。反而是那些对党的政策始终不信，像寇志德这样的人，绝不自投罗网，反而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判刑的第二天，我被押送到西安新安劳改砖厂。此后再也没有见到寇志德。但我经常想起他，并把他干净利落地“处理毛主席像章”的事情，告诉许多朋友。
愿上帝保守寇志德先生全家平安！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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