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伲隔壁阿公是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他把剃头钿、香烟钿、早酒钿、粜米钿、乃至灶上的油盐酱醋钿，养猪的猪饲料钿，都分门别类，放在账台的抽屉里。早年，流传他的一个笑话，说一个远亲，从小一起玩大的，早市上看到，邀他喝酒，他借故推辞，一转身，却发现他一个人在小酒馆里自斟自饮，后来传开了，有人问他，他说他的铜钿都分配匀细了，挤不出余钱请客，又不好意思吃白食。
阿公精细的出鬼，我伲乡下称之为“密悉几”。鲁迅当然没有到这个程度，但鲁迅对钱财的看重，也非比寻常。鲁迅把花销用度都事无钜细写在日记里，说明他对金钱格外看重。相比之下，陈独秀就不会这样，去八大胡同嫖个娼，花费多少嫖资，也写入日记。相较于陈独秀的疏阔，鲁迅丁丁悉悉，一个铜板不拉，记录下来，翻他的账目，没有冤枉钱的，称得上“小算盘”。
什么叫冤枉钱，比如娘妗婆婆看见我这个不是嫡亲的外甥，给个一毛钱两毛钱，买棒冰、买个豆腐花什么的；比如阿公请发小吃个早酒什么的，有时候，冤枉钱就代表着人情味。网上有一篇文章，《鲁迅的金钱观，至今值得我们深思》，我读了，差点喷饭。起首句就是“要看一个人真实的思想水平，人格品质，就要看他对金钱的态度”。要说对金钱的态度和人格品质扯得上关系，我还承认，和思想水平有半毛钱关系吗。许多人尊鲁尊到胡说八道的地步，我也是醉了。我父母常常教育我，说“老鼠要防三年寒食粮”。父母针对我的大手大脚提醒我要仔细过日子，以备不时之需。鲁迅的做法就是父母教育我的态度。“新年纳余庆，家节有余粮”，节俭、勤劳、不拆烂污，求稳求安求太平，这是农耕文化的心态。
考古挖掘，在南通，出土过一本书简，叫《花关索传》。关索是蜀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关羽的小儿子。当革命成功以后，关索去将军府寻亲，却被关羽赶了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要说到革命了。当初关羽和张飞铁了心闹革命的时候，为了抛弃后顾之忧，怕家属连累，自己又下不了手，哥俩想了个办法，你把我的老婆家小都杀掉，我把你家也一并清零，这样一来，兄弟之间谁也不会背叛谁，谁也不会出卖谁，唯有一股道走到黑——革命到底。你叫关羽如果认了这个漏网的小儿子关索，怎么向张飞交代。
我忘了从哪里看到，说陈毅带领红军辗战长沙的时候，西街放火东街抢劫，东街放火西街抢劫，为什么这样，就是要把所有人变成赤贫，才有人铁了心跟部队走。革命才能革的彻底，革命才能革的死心塌地。革命队伍里才不会出现开小差的逃兵。反过来我们看鲁迅。从小学知道鲁迅这个名字的那一天起，鲁迅就和“革命家”捆绑在一起。我们也从未怀疑过鲁迅“革命家”这个谥号。因为鲁迅这个名头太响亮了，也太神圣了，容不得我们有半点冒犯和亵渎。
现在，在我们有了人生阅历之后再来看鲁迅这个“革命家”，总会有很多疑问要说出来。你听说过有产阶级革命家吗？读过《水浒》的人回想一下，吴用是怎样设计把卢俊义从豪门变为流氓无产者，铁了心上梁山的。看《党史人物传》，发现几乎所有称之为革命家的人，无一不是毁家纾难，参加革命的。什么是革命，就是毁家纾难的拚命。不顾生命安危的拚命。革命是流氓无产者的玩命。鲁迅自己也说，“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鲁迅是看清了革命的本质的人。鲁迅精于算计，热衷于钱财，有家有业，鲁迅怎么可能革命得起来。显然鲁迅是无法革命的。
第二条称鲁迅为革命家的功劳是鲁迅参与并发起了左翼作家联盟，是左翼文化的旗手。当时，鲁迅正在和太阳社创造社的一群人打嘴炮，鲁迅骂他们是乏走狗，拿资本家的钱，替资本家说话。而梁实秋陈西滢一干人，又暗讽鲁迅替某党站台，拿某党的卢布，而鲁迅竭力否认，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鲁迅是个精明人，一方面囿于争吵，更多的是和左翼分子走得近以后，更加看清了黄俄的真面目，觉得不是同路人，所以对左翼的人和事，逐渐冷淡下来。左联成立一个月后，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就表达了自己的鄙薄：“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为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刘金平《鲁迅传》P168）。
可以说鲁迅踏入左联，是湿了鞋子没湿脚。鲁迅之于左联，相当于把名号借给了他们，左联的事情，鲁迅未尝有多少闻问，鲁迅既有精明的一面，更有狡猾的一面，苏雪林说，“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同时代的人看鲁迅应该比我们更清楚。鲁迅自己在《小杂感》中坦诚对革命的看法：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现在把鲁迅尊奉“革命家”的谥号，是所有吃鲁迅饭的人，各取所需罢了。
用上海话说，鲁迅是一个门槛很精的人。我伲常熟话“门槛贼精”。鲁迅所处的年代，风云激荡，每天都有苦难、战火、不公等等，但鲁迅却是躲在租界里，鲁迅一生都相安无事，没有以身犯险的故事。他不会像章太炎那样直接开罪光绪“载涤小丑，未辨菽麦”，有一篇文章提到李立三要求鲁迅写个文章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回应说：“如果我用我的真名来写一篇文章，虽然可以做得到，但是在上海我就不能生存下去了”。相比刘和珍君，在处世哲学上，老师比学生要高明多多。鲁迅写《纪念刘和珍君》，完全是一篇政治正确的应时之作。内容空泛，徒有骨架，没有血肉。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写文章，写他熟悉的、有深刻体会的人和事，一定会有血有肉，细节丰满，感染读者；反之，就只能徒具形态，议论空泛。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什么流于空泛，就是鲁迅和革命的隔阂，鲁迅不是舍身忘我的革命者，所以不接革命的地气，写不出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来纪念刘和珍的细节。所以，通篇就是一个公共知识份子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愤愤不平。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和日本人的关系，鲁迅和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关系，鲁迅在日租界，是相对安全的。潘汉年未必没有数，“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载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16期）。要鲁迅出掌左翼文化的旗手，用鲁迅这个棋子，来沟通和日本的关系，潘汉年未必没有过设想，也未必没有付诸实施过。而鲁迅写日记，就像陈独秀不会把拖欠嫖资的事写进日记一样，鲁迅也不会把和潘汉年商谈的事，写在日记里。于是，鲁迅的日记便出现了“失记”。在民国，那怕是现在，在社会上混，名头搬的上台面的，都是聪明人。聪明人过招，都是点到为止，心中有数。大家都不说破。心里有默契，用眼神说话。聪明人用现代的词汇，就是“精英阶层”。自古到今，“精英阶层”有着共同的特点，自利、伪善、排他。尤其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他们没有信仰，无利不起早，是极端自私的一个群体。看上去光鲜，头脑里爬满了虱子。一般普通人都怀有良好的愿望，以为精英阶层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会维护社会基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主要贡献的是他们。
在中国，善良的人难免会出现认知错误或偏差。翻阅鲁迅账本，大家发现鲁迅有捐款有施舍叫花子的账目记录吗？显然没有。有人把他和林语堂作过对比，“林语堂时常救济穷病亲朋，接济难民，捐献房产给抗战组织”。而鲁迅呢。有一个诗人、身兼郭沫若研究专家的陈明远先生细究过鲁迅的收入，在民国，鲁迅的收入当算是中上等的，鲁迅除了置业家产以外，不乱花一分钱，对于一个钻在钱眼里的人，你以为鲁迅对社会的和谐、对社会的进步，身体力行，做过多少为人称道的好事呢。盖棺一个人，不但要看他写了什么，还要看他说了什么，最终评判，还要看他做了什么。
你们说呢？
2021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