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中央社）
【看中国2021年4月16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编译报导）4月15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在有关中共经济野心的参院听证会上，揭示了中共经济为何与众不同，并为西方民主国家应对中共威胁提出了两点建议。
余茂春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下是他证词的译文：
中国经济的独特和自相矛盾的性质 西方在维持经济中的作用
如果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所了解，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治的共产主义专政。共产党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所有权力的垄断，并致力于自冷战以来对自由世界提出最严峻的挑战。
但是，与大多数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不同，中共国已获得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好处。它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国际贸易、资本市场和先进技术的开放通道。一个完全参加主要由资本主义制度组成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悖论，使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丰富和强大，以至于北京对美国和国际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构成致命威胁，使中共的崛起成为可能。
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2020年7月在尼克松图书馆的历史性演讲中，描述了这种情况：“自由国家的政策使衰落的中国经济复活后，北京开始咬人。”或者正如尼克松总统在其晚年承认的那样，他于1972年开放中国的倡议可能造就了一个科学怪人。
西方对于当前局势的形成负有责任。但在美国，太多的对话只集中在我们自己的战略思维上。下面我想集中讨论太平洋另一端的思想。
中国由独裁的共产主义政府统治，该政府控制中国经济并开发全球自由市场体系。今天，我们从中共利用其可支配的大量廉价和熟练劳动力看到了这一点。中国劳动力没有有意义的劳动保护，无权组建和运营独立工会来行使集体谈判和福利谈判的权利。在新疆-一个悲惨的地方，针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工人被关进（集中）营，没有任何权利。中共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规模的汗水商店，全世界都从那里购买。
然而，共产党的剥削并不以人力资本为终点，列宁主义的集中治理模式也意味着，它可以像“一带一路”倡议一样，掌握该国巨大的物质资源，并有效地进行高资本要求的地标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广泛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浪费和破坏环境的住房和大型水力发电项目，当然还有常规和核能领域以及太空、网络、深海和生物遗传学等非对称区域中昂贵的战争武器。
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也使其严格控制金融资源，迫使非国有企业依赖国有金融和银行机构。任何敢于偏离这种依赖的公司都会像马云的阿里巴巴那样化为乌有。如今，阿里巴巴的结局应向希望到中国投资者发出警告。
同样，中共对汇率的控制和对货币流量的限制也毫不留情，这使外国投资者常常无法将利润从中国转移出去。这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投资者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向中国增加越来越多的资本注入。在中国的外国公司也面临着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不同的挑战。
–经常限制进入中国消费者的渠道，受政府鼓励的仇外心理使许多外国品牌成为疯狂的民族抵制和暴民流氓行为的受害者。尽管比特币时代的到来对所有中央银行都构成了挑战，但中国认为，本国货币的数字化是增加对民众的监视并颠覆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贸易结算和交易监控系统的机会。在探索这个机会上，它正在采取不祥的步骤。
-由于缺乏对私有财产和个人所有权的宪法保护，许多不信任政府的中国人倾向于将钱移出中国。但是汇率管制严重限制了中国公民向国外汇款的能力。这为全球货币体系包括猖獗洗钱活动，造成了破坏稳定的因素。
-当中国人民成功时，共产党感到受到威胁。私有财产不受宪法保护的情况下，那些成功人士往往成为政府的目标，因为他们太富裕太有影响力，使他们遭受任意的法外逮捕和经济崩溃。过去15年里，至少有27位中国亿万富翁被捕，被指控范围从离奇而荒唐。在美国，我们祝贺跻身《福布斯》亿万富翁榜的人士，而在中国，成为胡润百富榜的一员就如同上了黑名单。
最后，中共天生具有控制信息自由流动的冲动。透明度是该党厌恶的，包括经济数据。它根据政治动机而不是可靠的经济数字制定任意的经济增长目标。缺乏透明度还危及美国投资者，因为许多在西方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提供模糊和不透明的信息，对自由市场国家的监管机构和投资者隐藏财务记录。
美国该怎么做？
首先，美国不应再忽视中共与自由世界体系之间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市场体系不能与“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平共处。
我们应面对现实，纠正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败。它基于令人欣慰但被误导的观点（受到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欢迎），中美可摒弃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加批判地参与其中，并希望民主美德和自由市场体系最终将使共产中国改变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我们不仅没有改变中共，而且现在中共已准备好改变我们，它正尝试以自己的形象重塑全球秩序。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正在目睹这个问题的巨大觉醒，似乎两党一致认为旧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
我的第二项建议是，我们必须使这一新的觉醒制度化。国会是美国人民选的代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上届政府任职期间，美国以互惠原则为基础与中国交往的新重点。与中国的经济互惠可以通过国会的行动来制度化。
第一步可能是对中国负面清单的逐项回应。这也称为《外国投资准入特别管理办法》，是中国发改委每年发布的综合清单，列出了在中国允许或不允许外国投资的所有领域和部门，将禁止中国在高质量的农业种子、社会调查、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重要矿产开采、新闻机构、广播和电视制作、电影制片厂、电影院和剧院等领域投资、文化表演团等。
第二步应涉及美国私营公司的互惠互利。国会可以建立一种机制，让他们登记有关中国歧视的投诉。在中国禁止Facebook和Twitter的问题不应该是这两家社交媒体的问题，应是美国的问题。根据这些信息，美国政府可以对中国采取主权对等行动。实际上，太多的美国公司被中共有效地扣为人质，并诉诸于中国的永久性游说者和中国注册代理人，他们的工作是向美国高级官员出售美国公司的通行证，以便继续赚取巨额利润，不会冒犯中共独裁者，从而使美国在共产国家的企业困境永久存在。
第三步是美国再次认识到领导的重要性。中共的经济挑战与我们是否应该改变北京自相矛盾的经济现实无关。而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其行为，北京就将改变自由世界。
今年夏天，中国共产党成立满100年。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党魁屡次说过，他们的行动在尼西沃霍史诗般的斗争指导下进行。在中美交战中，共产党口中的“双赢”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中共的内在核心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与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斗争不过是一场零和游戏。
在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的世界中，美国可以而且也必须赢得胜利。
另外，当天作证的还有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博明，他指出中共已将进攻性脱钩战略制度化，抗共措施中确认其种族灭绝罪直击其要害。博明揭中共经济野心 最怕戳中这个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