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制生物武器（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5月29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编译报导）一直在跟踪调查COVID-19病毒起源的美国生物学专家塞林本周在《网关专家》撰文，提出武汉大学动物实验室是COVID-19起源的说法和证据。
文章写道，显然，COVID-19病毒是在中共实验室制造，同时是军方生物战争计划的一部分。那么，病毒究竟是由于偶然的事故还是故意释放的呢？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早在2019年11月就发生了实验室事故。尽管未得到确认，但一直有人怀疑是中共军方故意释放了COVID-19病毒。其中一种设想是，中共在2019年10月18日-27日的武汉军运会上释放了病毒。
我曾在2021年5月于《门户新闻专家》（Gateway Pundit）发表文章，引用了以下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
-一种完整成型或接近完整成形的COVID-19病毒，于2019年初从中共东部战区司令部送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与广泛流传的叙述相反，COVID-19病毒被送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为了进行测试。
-测试工作被指派给一组年轻的科学家。这组科学家的领导的名字是已知的，此人的科学背景与他/她（在测试工作中）的角色相符。
-测试使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进行。
我们需要记住其中两个要点，一个是东部战区司令部（总部在南京）同时也是分离ZC45和ZXC21的单位。流亡美国的中国病毒学家闫丽梦披露，这正是用来在实验室中制造COVID-19的骨架；其次是使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进行的测试，可能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赵山（Chao Shan）领导。但测试可能并不是在江夏地区的P4（生物安全等级4）实验室进行，而是在武昌地区的武汉大学ABSL-3（动物生物安全等级3）动物实验室。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女”石正丽也说，在病毒疫情爆发前，江夏地区的P4设施没有进行过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实验。赵山（据推测的COVID-19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实验的领导人）提供的专业地址也并非江夏地区P4实验室，而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3设施，距离武汉大学ABSL-3实验室很近。
现在有额外的证据（其中部分可认为是实锤证据）支持这种观点：COVID-19可能是在进行致病性和传播性研究研究时，从武汉大学的ABSL-3动物实验室释放出来，那儿的工作人员或许被感染。有报导显示，李红良虽然于2020年5月6日被评为“万人计划”领军人，但他的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主任头衔和武汉大学ABSL-3实验室主任头衔却被突然取消。“经调查，虽然没有发现造假，但是许多论文被发现滥用图片，这反映了其缺少严格的实验数据处理过程。”
之后，武汉大学的ABSL-3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的安全检查，2020年4月宣布新的安全制度，尤其是在冠状病毒研究方面。武汉大学在2019年发生的其他异常事件也提供了间接证据。
塞林最后质问，大多数证据表明，COVID-19大流行可能起源于武汉大学的ABSL-3动物实验室。但这是大流行的罪魁祸首，还是中共军方更邪恶行动的替罪羊？
注：塞林于2006年7月获得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硕士学位，赢得全球反恐战争远征勋章和战斗步兵徽章等奖章。是美国陆军预备役上校、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现任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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