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日，美国加州纪念六四雕塑（图片来源：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6月4日讯】1989年6月3日凌晨，北京中国革命纪念馆外，香港学生李兰菊（Liane）没有拦住一位男孩。半个小时后，她看到男孩从她面前抬过，浑身是血。李兰菊昏过去了。当她恢复意识，人们要把她送上救护车。李兰菊拒绝上救护车，她觉得受伤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辆救护车过来，她依然拒绝上救护车。这时，车中走下一位中年女医生，用英语对她说：“孩子，我们需要你返回安全地返回香港。我们需要你活着离开，告诉世界今晚我们的政府对我们做了什么。（Child，we need you to return to HongKong safely。We need you to leave alive to tell the world what our government did to us tonight。）”
这是何晓清（He，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Tiananmen Exiles：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开篇记载的一个故事。
那一晚，中国发生了什么呢？那一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或许，这正是《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这本口述史试图告诉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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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的1989，以及当下的中国，有一条捷径，便是对比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在这两个遥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能找到几分惊人的相似之处。
“1956年我20岁。那是一个著名的解密时刻，人们的幻觉第一次普遍崩溃的时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觉的时刻。历史地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期：在世界上的我们这个地区，走马灯似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牵强的补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与背叛，第一次浮现出来。那些漂亮的真理与谎言的辩证说辞，在社会中和人们的头脑里开始滑落，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冲入人们的视野。”
1976年12月，在《1970——1976年剧本集》的跋《第二口气》中，40岁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起笔便回忆起自己20岁时所经历的年代。在他20岁的那一年，1956年的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这对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一次地震。当时依附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更是如此，“人们的幻觉第一次普遍崩溃”。接下来的十二年，便是荒诞派戏剧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所形容的一个重要年代：“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及乐观主义时期。”这个相对勇敢和乐观的时期在1968年的春天达到顶点：新当选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提出改革主张。但旋即，这股改革的浪潮被苏联的坦克所摧毁，1968年8月20日，苏联的坦克一夜之间便占领了捷克。从此，一个更为保守的压抑的平庸的政权代替了一个较为自由开放的政权。捷克进入一个“灰色的纯功利的年代”。
若是将时间往后推一点，青年哈维尔所经历的那12年（1956－1968）与中国的1980年代的12年（1978－1989）有着几分相似——那也是一个“解密”和“幻觉崩溃”的年代，“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冲入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补救和清算”。另一方面，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开始，批评“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日益宽松。虽然也出现“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批判，但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辩论：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的未来走向何处？仅从当时热销一时的图书便可看到当时人们的思考的深度与广度，“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二十世纪文库”、“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图书几乎遍及文学、哲学、政治、社会、历史等各个领域，“读书无禁区”，成为那个时代的人的最大幸福。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朦胧诗、实验戏剧以及改革文学、现代小说、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的兴起，“人”本身第一次成为1949年之后文学创作的中心。与哈维尔所热衷于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荒诞派戏剧相似，萨特、尼采及其关注“人”的存在主义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初恋”。对此，《萨特研究》的编选者柳鸣九解释道：“80年代是中国人自我选择的一个时代，很多人都在思考自我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生道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正是强调‘自我选择’，这种观念正好适合了当时那代人的主观需求，尤其是释放了很多青年人对这种情绪的发泄。”伴随着对“人”的思考与觉醒，是青年人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与向往。这是一个勇敢与乐观的年代，人们有理由对未来抱有希望。1986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这几乎让人嗅到了“民主”“自由”的气息，但这一切，在1989年6月4日戛然而止，与1968年捷克一样，一夜之间戛然而止，从此，中国进入九十年代，进入一个“灰色的纯功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激情与梦想、自由与民主几乎瞬间被坦克击得粉碎，成为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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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坦克制造的秘密呢？如何面对坦克之后的后极权主义社会呢？长期生活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哈维尔给出的秘方是“活在真实中”，这无权者最大的权力。因为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其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是“恐惧”与“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如何打破依靠“恐惧”与“谎言”而运行的社会呢？哈维尔的答案便是“活在真实中”。
“活在真实中”，这是何晓清的口述史《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能给与我们的最大的收获。
在这本口述史中，何晓清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三个人易丹轩、沈彤和王丹的故事，以及何晓清自己的故事，若是说这四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属于“八九”一代，他们的人生轨迹因“六四”事件而改变，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为什么会做‘六四’？”这可能是何晓清遇到的最多的问题。1989年，何晓清还只是一名高中学生，既没有去北京，也非当时学生领袖，只是如当年许许多多的学生一样，参加了游行。可是，为什么多年后，她会选择自我放逐，独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开始，读硕士读博士，再到哈佛大学做博后，最后在哈佛大学开设“天安门事件”这门课程呢？为什么25年来她始终无法放下“六四”，花十年年时间完成这本严肃的学术书呢？何晓清首先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说自己的故事，如何从“晓清”，其父亲希冀“破晓”“清明”之意的“晓清”，成为“Rowena”的：一个决心要说出真相发掘秘密的人。这一切是那么自然而然，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但是她做到了——于是，便有了哈佛大学这门“天安门的历史与记忆”的课程；于是，有了这本书。这是一本以“天安门流亡（Tiananmen Exiles）”为研究对象的书。
虽然书名为《天安门流亡》，但实际上这本书的主角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上的那群学生，而是全中国的整整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这一代人，与1956年20岁时的学生哈维尔有几分类似，经历了“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及乐观主义时期。”。他们虽大多出生在“文革”前，在成长于“文革”结束之后，读书于一个思想文化勃发的八十年代；他们朝气蓬勃、自由浪漫；他们读书、思考、争辩；他们理想、激情、乐观。他们既关心人的命运，更关心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点。这从何晓清与三位流亡者易丹轩，沈彤和王丹的访谈中轻易发现这一点：无论是对社会政治，还是对个人生命，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同的是，当坦克碾过理想的时候，哈维尔32岁；而当年这些中国学生大多才20岁左右，这似乎注定他们经历更多更复杂，也注定他们会成为当下中国的“失踪者”。找到他们和他们身上的“秘密”，或许才能明白今天的中国。
“八九”一代人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和秘密呢？在《天安门流亡》中四位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缩影：虽然经历了文革，但不像他们的父辈，文革的经历给他们留下的更多是困惑，而不是创伤；而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更好提供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环境。无一例外，无论是北京的沈彤、王丹，还是广州的易丹轩、何晓清，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且一直是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很容易在他们身上发现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独立、理想与思考。这或许注定了他们此后的人生轨迹：从起初的天之骄子，成为流亡者，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成为了他们生命的转折点和永远不能消失的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着自己的故事：与沈彤和王丹为北京学生不同的是，1989年的易丹轩是广东一所高校的学生，先是被捕入狱，后无奈来美国完成学业，却无法再回国；与易丹轩和王丹旋即被捕入狱不同的是，沈彤是唯一没有坐牢的而直接去了美国读书的；与易丹轩和沈彤不同的是，王丹几乎是这场学生运动的代名词，并两次入狱。然而最终，他们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国完成他们的学业，在美国继续他们的生活。与他们三人不同的是，何晓清选择的是主动流亡。其实，多年来，何晓清的采访远远不止此三人，在书中，还能看到许多没法呈现的流亡者的身影。这或许是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六四”的创伤注定他们远离，成为“流亡者”，身体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后的生活与未来呢？每一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在何晓清的访谈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又似乎没有答案。因为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一切似乎自然而然，然而今天看来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但，一切都发生了，且就那么发生了。无论是忧郁而内向的易丹轩，还是令人争议的沈彤，或是引人瞩目的王丹，还是想方设法从他们嘴里挖掘秘密的何晓清，或是更多的没法呈现的流亡者及“八九”一代，都如尼采一本书的书名：“人性的，一切太人性的”。在书中，何晓清问：“1989年为什么会参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当像六四这样的社会运动发生时，它就容易激发人们对自由的向往（I think it is human nature to prefer to live in afree environment。When asocial movement like June 4happens，it triggers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我想，若是那个时代或是“八九”一代人什么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对自由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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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天安门流亡》的时候，正逢台湾大学生因不满服贸协议而占领立法院。两天后，网络上流传着台湾国立大学兼任教师、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员陈嘉铭写的一篇短文《为什么都是年轻人出来》。文章讲述其搭出租车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机一番冷嘲热讽，“令我心惊的不是他说出了任何支持服贸的主张。而是他的失败主义、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批评。他完全没有立场，就是自我放弃，对所有努力冷嘲热讽。”于是，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现场只有学生和年轻人，没有成年人。这也让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会出现“八九”一代这样的年轻人。正如学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忆录》序言中说到：“和他们父兄不同，王丹这一代年轻人不是吓大的，而是长大的。”
是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一代人又是最幸运的。他们既不像他们的父辈那般经历太多的苦难和创伤，又不像此后在“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中长大的一代。作为研究“六四”历史的学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员，何晓清对于他们一代人以及那个时代，有着许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让我惊心的却是其对“八九”之后的分析——“扭曲的爱国主义（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后天安门时代，中国教育从马克思社会主义方向转向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各个级别的学校将他们的教室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论坛。”
据一份对某校高中二年级学生的调查“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显示，在536名学生中，自认为对文革了解比较多的占12％，准确知道文化大革命起讫年代的为15％。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渠道是影视剧和刚刚学过的中学历史课本。有24％的同学心目中文革最典型的事件是“串联”，15％的同学认为是“吃饭不要钱”。虽然75％的同学知道“上山下乡”这个词，但其中95％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8％的同学为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而感到不同程度的遗憾。最后38％的同学表示没有时间了解文革的来龙去脉，11％的同学表示“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
若是做一份类似的调查“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其结果会是什么呢？我曾不止一次亲耳听人问：“听说有坦克，那是谣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质问：“你怎么证明有坦克？”当然，更多的年轻人听说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场暴乱。”若是说“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吓大的，“八九”一代是长大的，那“八九”之后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说是骗大的呢？
1989年的坦克的秘密过去25年了。如哈维尔所说，“维稳”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翻看新闻，社会事件频发、大众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挑战，问题出在哪里呢？1975年4月，不同政见者哈维尔给当时捷克总统兼捷共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在信中，哈维尔指出：“今天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随即，哈维尔又说到：“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是使其隐蔽的秘密不断明朗化。”
这正是何晓清这本口述史《天安门流放者》最大的意义所在——它不仅证明了坦克的存在，还揭开了坦克的秘密。在书中，不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还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历史和历史的秘密。这不仅是提高我们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对抗后极权时代的无权者的最大权力。在访谈中，王丹和沈彤都提到这项权力，那就是“活在真实中”。它终将击退“恐惧”与“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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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来，被北京市民救护出来的香港学生李兰菊，总是在各种场合坚持说出真相。在1997年一张杂志照片上，她独自一人站在一群欢迎江泽民访问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面前，但他们对李兰菊愤怒无比，对着她喊：“你是个骗子。”
何晓清说，这张照片总是让她想起六四标志性照片“坦克人（Tankman）”照片——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孤身挡坦克的“无名抗议者”的那张照片。“她孤单，但她强大。（She is alone，but she is 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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