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7日，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空拍。（圖片來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6月7日讯】（看中国记者成容编译）在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的Covid-19大流行之后，研究蝙蝠的中国实验室受到了关注。一位研究中国的著名专家说，Covid-19的真相，可能给中国带来国耻，并推翻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政权。
报道中国事务25年的作家和记者贝克尔（Jasper Becker）指出，据报道这些设施的生物安全“松懈”，证明冠状病毒确实来自这样的实验室。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病毒是人造的，但中国共产党强烈否认任何指责。
违背伦理制造大量变异动物
6月6日，贝克尔在《星期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他的文章说，被誉为“春城”的昆明，有一个实验室，科学家们一直在制造带有变异基因的猴子胚胎，以便在出生时，它们会异常快速地衰老。
进行这种实验是为了研究人类疾病，如自闭症、癌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肌肉萎缩症。
在另一个中国城市，Covid-19大流行病的发源地武汉，科学家们创造了1,000多只基因工程动物，包括猴子和兔子。实验动物也被注射了基因改造的病毒，有些病毒与造成Covid-19的生物体非常相似。
事实是，中国因不顾一切地鼓励，或至少容忍世界上其它地方不允许的各种实验而闻名。
而且自从有利可图的全球生物工程投资热潮开始以来，中国的研究人员似乎更加大胆地冒险在动物，甚至是人类上进行实验，这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会被视为不道德的。
这种研究背后的巨大保密性，部分是由于中国决心在这个潜在的非常有利可图的领域获得商业优势。但也有一个更阴险的原因。
大部分工作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督，他们密切关注两个领域：任何可以创造更好的士兵的基因改造，以及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来制造人们无法防御的新生物武器的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不达标
这些实验室本应保证生物安全，但与活体动物打交道带来了独特的安全挑战。毕竟，猴子到处乱跑、咬人和抓人，这与保存在试管中的病原体不同。它们也会排泄，有寄生虫，并且会脱皮和脱毛。所有这些都有被污染的风险。
两位中国学者发表的一篇题为《2019-nCoV冠状病毒的可能起源》的文章说，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其实验室中饲养百病缠身的动物，包括605只蝙蝠。它还提到，蝙蝠曾经攻击过一名研究人员，“他的皮肤上有蝙蝠的血”。
其它中国文章描述了一位武汉的研究人员，如何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一个山洞里捕捉蝙蝠，“蝙蝠的尿液像雨滴一样从他的头顶滴落”。
2019年12月的一次实验室事故，导致兰州市兽医研究所的65名工作人员感染了布鲁氏菌病，一种导致疲劳、寒颤和关节疼痛的细菌感染，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治疗。
去年1月，中国著名科学家李宁，因向当地食品市场出售实验动物而被判处12年监禁。
人们对中国生物安全的松懈如此关注，以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负责人袁志明教授，为《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写了一篇文章，称实验室的维护工作“普遍被忽视”，“兼职研究人员”从事熟练人员的工作，这“使我们难以识别和减轻潜在的安全危险”。
安全问题如此之大，以至于武汉的法国合作者在实验室开放前就退出了该项目。来自法国的未经证实的报告称，工作人员在净化淋浴器中使用漂白剂，腐蚀了一些不锈钢外壳，关键的气闸发生泄漏，污水处理系统被堵塞。
实验室泄漏论是可信的
中国最知名的蝙蝠专家是武汉病毒学家“蝙蝠女”石正丽，她访问了偏远的洞穴。2015年，她在《自然医学》上联合发表了一篇关于蝙蝠冠状病毒的论文，显示了人类被传染的潜力。
这篇论文描述了她的团队，为创造一种针对人类上呼吸道的马蹄形蝙蝠的高感染性病毒所做的努力。接下来，他们试图用一只活的老鼠做实验，看看这种人造病毒是否能进入老鼠的肺部并感染它。而且确实做到了。他们得出结论，这证明来自蝙蝠的SARS病毒可以感染人类。
众所周知，石正丽通过基因拼接，对病毒进行了实验。这项工作的理由是，它们复制了野外病毒的快速变异，研究将为制造有效的疫苗提供先机。
然而，批评者说，中国以及美国和其它地方的类似实验室，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世界上没有防护措施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病毒，产生一种很像Covid-19大流行的情况。
使用这种病毒作为毁灭性的生物武器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如果你有唯一的疫苗。但令人担忧的是，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包括所有使用既不是SARS也不是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活体蝙蝠冠状病毒的已发表工作，都是在生物安全远不严格的实验室进行的。其后果是可以预见的。
SARS或Covid-19从生物安全水平低得多的生物医学实验室中逃脱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去年，中国有近90个这样的实验室在运作，比如武汉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离该市的鲜活海鲜市场只有300码，该市场被中共吹捧为大流行病的中心。
然而，事实是，科学并不支持该大流行病始于鲜活海鲜市场的假设。一项调查显示，该市场的商人并没有出售蝙蝠（假定的病毒来源）。此外，在第一批检测出Covid-19阳性的人中，只有大约20%的人曾接触过该市场。
不过，可以合理地假设，在大流行开始的时候，武汉感染了Covid-19的蝙蝠被保存在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武汉市病毒研究所。也可以说，这两个机构的安全标准并不高。
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在病毒的起源、传播和影响方面一直在撒谎。
中共生化武器计划疑云
在2003年SARS疫情之后，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个以前默默无闻的附属于该市大学的机构，被推到了国际上的显赫地位。然而，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情报官员多年来一直对其真实目的深表怀疑。SARS爆发后，该研究所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专门研究新出现的传染病，由石正丽领导。
武汉病毒实验室最初是中法合作项目，按照最高生物安全级别建造，尽管法国特工部门深感不安，警告该设施具有双重用途。也就是说，它可能被用于开发生物武器，也可做民用研究。
事实上，研究中国生物战计划的以色列专家肖姆（Dany Shoham）声称，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一个军民两用的机构，他甚至认为，2003年的SARS疫情是中国秘密生物战计划的病毒意外泄漏。
除了研究蝙蝠病毒，中国政府对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传染病都有浓厚的兴趣，包括埃博拉、尼帕（Nipah）、马尔堡（Marburg）、拉萨热病毒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这些疾病很少有对中国人的健康构成威胁的，那么是否有其它原因呢？
为了应对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病毒，中国派出数百名专家帮助阻止其蔓延。其中一些专家来自武汉，任务负责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陈薇，她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的负责人，可能负责生物战部门。
自然，人们对武汉的生物武器/科学研究的双重用途产生了怀疑。
2019年7月，当中国出生的科学家邱香果和她的丈夫程克定被护送出他们工作的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时，人们的担忧升级了。据报道，他们秘密地将埃博拉和尼帕病毒的样本偷运回中国。仅在2017和2018年，邱某就至少去了武汉五次。
令人费解的是，将病毒偷运到中国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中国的科学家已经拥有埃博拉病毒的样本。但中国经常效仿苏联的做法，苏联有一个名为Biopreparat的生物武器计划，利用流感研究作为掩护。因此可以想象，中国可能利用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样的机构作为幌子，进行生物武器研究。
据了解，武汉研究所已经建立了一个至少有1,500种病毒的致病性微生物库，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全球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的一个关键部分。它还被允许搬出大学校园，搬到城外的一个工业园区。不可避免地，一些人认为该研究所与中国的生物武器计划有关。
掩盖双重用途政策的一部分可以解释，北京为何热衷于推动SARS和Covid-19通过海鲜市场传播的理论：病毒由蝙蝠、狸猫和穿山甲携带。
重要的是，美国国务院于1月15日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表明它确信武汉研究所既进行民用也进行军用研究，因此工作人员可能受到军事纪律的约束。它说：“尽管武汉研究所以民事机构自居，但美国已确定它与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有合作。至少从2017年起，它代表中国军方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
当美国大使馆官员斯韦泽（Rick Switzer）访问该实验室时，他在2018年4月19日的备忘录中说，其研究“强烈表明来自蝙蝠的SARS样冠状病毒可以传播给人类，引起SARS样疾病”。
真相可灭掉中共
事实是，中国政府永远不可能承担制造一种新病毒、允许它逃脱，并引发全球大流行病的责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50万人死亡。
如果中共真的承认了，它将承担巨额赔偿。这样的国耻可能意味着中国共产党70年统治的结束。它将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从中国开始，并颠覆世界秩序。
反对实验室理论的部分理由是对川普(特朗普)及其政府的反感。如果要在支持川普或中国共产党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科学家公开站在中共一边。但现在，川普这个一代人中第一个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的美国总统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可能恢复过去政策的人。
即使中共公开做了其它令人震惊的事情，如监禁维吾尔人和香港的民主活动家，但主要科学期刊从未对中共表态，尽管《柳叶刀》、《自然》和《科学》杂志发表了反对川普的严厉社论。
此外，即使西方领导人真的强行调查病毒起源，中共挫败任何调查的能力也是无限的。以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的故事为例，她可能是第一个感染Covid-19并因此死亡的人。中国政府删除了所有关于她存在的记录。中共说她已经在2015年离开了研究所，尽管她出现在研究所网站上的一张2018年的照片中。
北京仍然忙于传播这样的信息：它对Covid-19起源没有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