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单位分为事业单位和企业两种。事业单位是共产党和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和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建立的，在税收等方面给与优惠。按照经费来源分为三种，一种是财政全额拨款；一种是部分财政拨款，部分自筹；还有一种是完全自筹，按照企业方式经营，赚了钱可以自己花。《现代汉语词典》对事业单位的解释是：我国指接受国家或者地方财政拨款，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具备法人条件（应该是资格）的社会服务组织。
事业单位比如电视台、报纸基本上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统治而成立、存在、运营的，所以共产党给与特殊的照顾，比如打官司，事业单位可以暗中和法院勾结，使自己输不了官司。我告了我们单位中国青年报几次欠薪欠稿费，全输了。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北京市二中院和北京市高级法院三家，四次判决，实在找不出法律判报社胜诉，就说我的案子不属于劳动合同法处理的范围。而劳动合同法是2008年之后才正式实施，报社欠我钱主要是发生在这之前；我和报社是传统的铁饭碗、终身制关系，也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共产党还有一个寻衅滋事罪，作用之一也是保护事业单位，假如你去事业单位门口静坐、抗议，警察就会把你抓走，法院就会判刑。
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团中央直属机关，团中央是党中央的直属机关，我们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记者编辑和行政干部都是党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按说不应该发生偷税漏税，但是中国青年报却经常偷税漏税。
按照共产党的税收政策，不管什么单位，只要发给职工工资和奖金以及各种补助，就要交个人所得税，有些是从个人头上扣，有些是单位缴纳。逢年过节，我们单位如果给大伙发钱，往往不直接发，而是叫“报发票”。就是你去商店开了发票，拿到单位交了，到时候给你钱。一般都是要在发票上写明“办公用品”。可能这样的发票，报社财务处就可以走办公经费，逃避交税了。有一次，高级记者叶研开了一张高压锅的发票交给了财务处，最后他的奖金就没有发。因为必须要写“办公经费”。高压锅毕竟不能直接写稿子，没办法向税务局打马虎眼。
2007年我再次上岗之后，是在报社总编室检查组当校对和检查，一直到2017年我退休。我们基本上是上夜班。夜班很辛苦，容易得病容易死，所以总编室和检查组的人几十年来死了不少，比如王纪国和副总编辑唐为忠是心脏病猝死。魏方艾是肺癌晚期。还有很多得了糖尿病心脏病血压高。按照国家规定，夜班有夜班费，对身体的损失有些补偿。比如可以用这个钱买营养品。其实也可以买体育锻练的用品和支付这方面的开销。那时候我们报社的夜班费也没有多少钱，2017年才提高到每次50元。（80年代是每次3元。那时候月工资不到100元。）别的媒体比如工人日报是每次100元。
更可气的是报社财务处还规定必须要按照领取的金额交够发票，比如我一个月上了20天夜班，那就要交1000元发票。每张发票好像不能低于100元。都要写明是办公经费。加油站的发票也行。毕竟采访可能是开车去的。
因为报社欠了我很多工资，而且我的工资级别没有按照新闻龄工龄和水平增长，我就一直没有钱买车。上超市开发票很不方便，有时候不想买的、价钱比较高的商品，自己舍不得，也要买，为了凑金额！2010年我终于买了一辆车。但是除了上夜班开，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白天路上太堵车，上白班都骑车，时间和开车差不多。因为我变成了工人待遇的校对，收入低，开车出去旅游要花很多钱。中国的高速路二三十公里就有一个收费站。有一次我开车去河北省承德，那是清朝皇家的避暑胜地，夏宫，所以不会离北京很远，但就是这样，我油钱花了250多元，过路费也花了250多元。那时我的收入也就是7000多元，每月还要交2700元的房贷。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唯一的一次开车出远门。所以我不可能经常开车出去玩儿。所以如果花不了1000元的油钱，还要再想别的办法。总之是很麻烦。这都是为了报社偷税漏税。
中国青年报是“事业单位企业办”。就是没有上级的财政拨款，经费完全自筹，按照企业的方式运营。当然国家也可能给与一定的照顾，比如2015年之后，搞多媒体，就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几千万元专项资金。
因为是没有财政拨款，“事业单位企业办”，所以发钱、花钱就比较自由。但是这主要是为了报社领导，报社编辑部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我这样受过打击、待过岗的校对，工人待遇，基本上是与此无缘的。比如报社有十来个副局级和正局级干部，副社长、副总编辑、社长和总编辑，现在还要加上党委书记。目前的党委书记是张坤。这些人有两个待遇非常费钱。一个是配公车。一辆中档以上的轿车和一个司机，养车和一年的工资各种开销要十来万元。还有一项是医药费实报实销。共产党规定副局级以上干部医药费实报实销，但是并没有专门给报社拨款。还是要自己解决。共产党规定副部级以上干部可以配公车，司局级是两个人使用一辆公车，副局级以下不配车。但是报社给自己立了政策，副局级的干部每个人都有专车，都有司机。
过去工资只有不到两千元的时候，比如2000年以前，记者采访如果是在北京，基本是自己解决，也不予报销。报社的司机班，主要是领导的专车司机。有一两个司机是为了记者配的，但是要发车票，每个部门每个月给几张，根本不够用。我当记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自己骑车、坐公共汽车采访。
我当过田径运动员，体力好，骑车还不算回事。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别的记者就不行了。文化生活部解散后，大部分人尤其是男的记者去了采访中心，每个月必须要完成一定数量的采访任务。王长安为了一个稿子，从北京城东部的报社去了几次北京西郊。都是骑车去的，打车太贵，就是将来发了稿费也不够打车的。所以他都是骑车去的，来回好几十里地，把他累坏了，累怕了。所以，后来他为了逃脱这种收不抵支的记者工作，就申请来到体育部，和我一起轮流上夜班。他又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昼夜颠倒的工作更加重了失眠症。没办法，2000年春节他就上吊自杀了，不久70多岁的老母亲也含恨去世。只剩下80岁的老年痴呆的父亲，和远嫁美国的妹妹。因为我当时已经待岗了，不能上班了，就没办法了解这件事的详细情况。不知道王长安的老父亲是怎么样走完生命的最后岁月的。
中国青年报是党中央直属机关，是党报，团中央直属机关，李克强曾亲自直接领导的部门，但是也这样腐败和黑暗，也草菅人命。而这当中的原因就有为了满足陈小川、徐祝庆、李学谦、王宏猷、宁光强、罗旭辉、谢湘、唐为忠、马年华、刘健、毛浩这些副局级正局级干部的私欲和享受。
六四大屠杀总司令即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的女婿潘岳，原来是外面小报的处级干部，1989年六四时，团中央的大楼上有人拿砖头砸下面的戒严部队，戒严部队就要查办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和书记李克强等人。他们为了避险、保护自己就找来潘岳，提拔为副总编辑，副局级，安排到我们报社。就干了两年，就调走了，那时候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也没有进行，也没有实行住房改革，职工的住房非常紧张，我家三口人住的是10平方米的小屋。但是报社就给了潘岳一套三居室。潘岳绝对不缺住房，但是不但要了，后来调走也把房子带走了。这套房子后来价值几千万元。因为北京二三环以里的房子后来都非常贵，只有大企业的老板才买得起。
党报中国青年报，你的名下隐藏着多少黑幕和罪恶！岂止是偷税漏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