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Richy/Wikipedia/CC BY-SA 3.0）
据报道，复旦大学某学院的党委书记王某被教师姜某杀死，割喉，我对此的第一个看法是：这与中共官僚体制有关联！
中国共产党把官僚体制精心打造，已经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能和共产党的干部制度相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学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衙门，这里的干部都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而且级别很高，所以极其狂妄，不可一世，不可能和下级特别是没职没权的人好好说话，更不会接受意见，更不会改正错误。
像复旦大学这样的著名大学，行政级别是省部级，与国家教育部平级，国家教育部都领导不了，上海市是直辖市，是副国级政府，也只比复旦大学高一级，有什么事也得和复旦大学好好商量，不能下命令。大学里的学院就是司局级，学院的党委书记就是地市级干部。所以很牛逼，绝对不好说话儿。
李克强因为1976年文革没结束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上了北京大学后，政治上出类拔萃，所以就当了学校的团委书记，就是司局级干部，就和这次被杀的王书记是一个级别的干部。团中央是部级的“群众组织”，第一书记是省部级，书记和几个部长（宣传部、学校部、青工部、青农部、实业公司）就是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李克强因为这个级别就在团中央当了书记，那时候才30多岁，比地方政府的同级别干部年轻十几岁。所以他后来就成了国务院总理。所以，别不把大学的干部放在眼里。中国老百姓的俗话是：别不拿豆包当干粮。如果王书记不被杀，几年之后也可能成为省部级官员，管起几千万人口。
我要说的第二个观点是，因为共产党的这种官僚制度，大学的干部就很霸道。大学是事业单位，这种单位的干部比照国家公务员管理。媒体主要是党报党媒，也是事业单位，他们的干部也是官僚。而且和地方官员不同的是，更年轻，文化水平更高，更有机会飞黄腾达，也就更不可一世，如果人品很差，那欺负起人来就是更加无法忍受。姜老师是美国回来的高级人才，智商没得说，绝对知道杀人偿命，不把他逼急了，他是不会杀人的，那也意味着杀自己。他之所以走到了这一步，绝对是被欺负到家了。
有人说了，一个学院的党委书记，能把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着？那你真正小看了共产党干部玩儿弄人的手段。我没在大学呆过，但是我在同样是事业单位的中国青年报呆了33年，挨了18年的压迫和剥削，甚至超过18年，一直到今天。我说说我在这里受的罪，读者也就能明白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也能把人整死。欺负死。
1999年之前，我是中国大陆小有名气的体育记者、篮球记者，但是李克强的小师弟李学谦一当了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就搞起了“全员解聘全员解聘”，他的搭档是复旦大学中文系60年代的毕业生徐祝庆（社长），我就没有了工作，成了待岗职工。2000年3月之后，我再次上岗，成了《青年体育报》的“校对”。主编毕熙东是我的同班同学，怕我的才华盖过了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我打成待岗职工。其实后来我还是干编辑和记者的工作，但是待遇和记者证都没了。政治地位也没了。由人变成了鬼，无法见人。隐姓埋名。别人每个月拿2万元，我的收入只有不到3000元。
按照报社规定，上岗后，由所在部门的领导给人事处开一个上岗证明，人事处就恢复一切待遇。但是毕熙东就是不给开，我就一直是待岗职工，直到2005年9月报纸关张。后来我起诉报社，北京市三级三个法院都判决“郭军待岗期间报社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困难，又给他找了一个校对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不算上岗，算“玩儿”。这就是中国的法院判决！最近我查百度，可以查到“郭军诉中国青年报人事争议案”这个标题，但是法律文书即判决书被屏蔽了。显然中国共产党知道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所以把判决书藏了起来。
2001年，我让我老婆去毕熙东家求情，他和我住一个院子，结果拒绝了，他老婆给了我老婆一块不能走的手表，镀金的，似乎是说，这个表可以卖几块钱，救济一下你们家。
1999年年初，作为体育部主任，毕熙东还曾经让我连续一个季度，每星期日和星期一连轴转，上24个小时班。那是出加张和中国青年报的体育版。可是我最后的奖金却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他们是上一个班，我一个星期上七八个班。毕熙东还用小金库的钱买了手机和车（当年手机和轿车都很昂贵）发给大家，唯独没有我的，我找他讲理，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北京电视台的高元问他：你给你们部门的人买车买手机，他们给你买什么了？毕熙东说什么也没买。高元说：“那你们部门的人都是王八蛋”。毕熙东就用这种方式把我骂了。也没给我一点补偿。第二年还把我打成待岗职工。毕熙东只是一个正处级干部，比被杀的王书记级别还低呢。
毕熙东实际上欠了我工资，2007年之后，我找报社讨要工资，党组书记，正局级干部王宏猷说：“工资是毕熙东欠的，你找他要。”毕熙东不是法人，他的行为应该由报社负责，但是王宏猷就这样回答我。这个流氓的老婆是中央保健局的大夫。所以他在政治上是很可靠的，不然他老婆也不能去中央保健局！党中央还有专门的保健机构，所以很腐化，所以很长寿。中国的农民得了大病没钱治一般就是等死和自杀。我母亲也是没钱治病，自杀的。她不是农民，但是因为是右派家属，一直没有获得公费医疗。
2000年至2005年，毕熙东的副手只恒文（副处级）借机欺压我，剥削我。比如摘几句体育新闻让我“校对成”体育评论。必须有新观点，有灵感，不然就骂我。经常每次出报纸都让我上十几个小时的班。下午2点来，夜里2点回家。不这样就骂我，就扣我那点可怜的钱。2004年奥运会前夕，只恒文有一次要求我早上6点开始采访马拉松，下午来报社开会，之后开始上夜班，到第二天凌晨2点后下班。一天要干20个小时，我那年已经47岁了。我说要是这样干，我就累死了。他骂我：“你活得还很在意！”从此每月扣我300元钱。
他还要求我夜里去食堂吃夜宵的时候，要走在他侧后方一米的位置上，突出他的领导地位，还要保证他说话，我能听见。就像党的代表大会结束，新的政治局常委和大家见面一样的状态。要和胡锦涛总书记保持一定距离。
人事处处长王勤桦原来是1985年和我一起来报社的，而且原来是一个部门的，但是她不管。我找她要求解决问题，她说：“你有个班，先上着吧。我们也不敢管毕熙东，他连我们都骂。”
这些我全忍了，找过很多领导都没用。但是2008年我和毕熙东都搬到了湖光中街2号院，还是邻居，他已经退了休，不能用公款收买报社领导了。我在家属院里揍了他三次，报社领导都不管。只恒文还贪污了我稿费，他待岗再上班后，我找他要钱，他不给，我抓住他的新羊毛衫，他一转身，这件几百元买的新羊毛衫就碎了。
我还抡着他满地走。但是我不能打他，那是在报社。报社保卫处可以报警。因为我身体好，有劲儿，就可以这样报仇。我们单位技术处的冯兴义没有这本事，最后就只能自杀了。是躲在水泥罐车后面伪造交通事故而死的，借机给老婆女儿留下点钱。司机说他是自杀，报社领导派了很多职工去法院作证，说冯兴义没有精神病，不是自杀。司机只好赔了钱。报社领导也觉得自己把他欺负死了，有点儿于心不忍，就用这种方式补偿一下。
所以，大的事业单位的干部就是官僚，非常霸道，一般的人受了欺压，还只能忍受。除了以死相拼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些干部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确实该杀。我要是不怕死，也早就杀了毕熙东只恒文马年华陈小川等人。他们太欺负人了。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所以我同情杀人的姜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