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和周恩来。（网络图片）
提要：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失明输液，周恩来患癌，江青、黄永胜、邱会作等高官输年轻士兵的血作为补药增寿。江青对毛的病从不过问，张玉凤耀武扬威。
毛失明输液 江青输血增寿 张玉凤耀武扬威
北京的政治局势紧张万分。
次年一九七五年一月即将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个会中将有新的人事布置。政治局常委将通过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和政治局常委，但江青等人大力反对，他们要争王洪文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离开会揭幕日期越近，两派都派了代表来见毛，寻求毛的支持。
王洪文代表江青一帮人到长沙来见毛。这年机要秘书徐业夫因患肺癌离职后，张玉凤接过了徐所有的工作——收发文件（但因毛两眼失明，只能由张读文件给毛听），安排毛的会面——张此时也想正式成为毛的机要秘书。汪东兴不愿意发出任命，但王洪文鼎力支持。王、张两人这时期经常见面。王洪文说张玉凤在毛的身边，又伺候毛，又要给毛读文件，太辛苦了，应另外派人给张玉凤洗衣服、做饭。毛对王洪文给张安排的人事十分震怒。毛说：“谁要干涉我的内政，就给我滚蛋。”王仓皇跑回北京。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稍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意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出任常务副总理。毛坚持邓的任命，他需要邓来协助周处理中央常务工作。周的癌症使邓的复出政治舞台成为必要之举。邓于是主管了中央委员会常务工作。江青一帮人仍未能得逞。
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汪东兴也没有回去。汪觉得北京闹得这么凶，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他没法子参加。
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北京的医疗组仍需一起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急救方案。
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们的医疗组又加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姜泗长主任。北京医院外科周光裕主任、麻醉科高日科主任，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皮屑科袁兆庄医生四人。稍后，这四位同胡旭东主任去了长沙。
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极需政治局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师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自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我们也商量如何说服毛下胃管，用鼻饲，会减少食物吸入肺内，发生肺炎。
叶剑英一直鼓励我。这段期间我跟汪东兴、张耀词的关系也不好。我将毛的病向汪东兴、张耀词讲了很久，他们一再说不懂。甚至拿了模型、绘图，说了也是白搭。自从毛发现有了这个不治之症以后，张耀词更是一副推卸责任，生怕有些事落在他的肩上的样子。张一再强调，他又不懂医，他只管警卫。
叶的话使我的精神压力大为减轻。叶说，依毛的脾气，恐怕不肯下胃管。叶也提醒我，不要使江青又借机发动夺权活动。叶记得江在毛一九七二年病重时搞的那场闹剧。江仍可以再斗我一次。叶并要我不要担心，他答应在江青对我伸出毒掌时，帮我解围。
我长舒了一口气，全身好像轻松了一些。我回到三○五医院，开始筹备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我去三○五医院的新楼病房探望周恩来。周的病情又恶化了。周去年十二月去长沙前，医生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当时为了解决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告诉他。这时医生又怀疑他有结肠癌，正准备做结肠镜检查。
周脸色苍白。他不愿整天躺在床上。我见到他时，他坐在沙发上，穿着整齐的中山服。我向周解释，因为他正在检查和治疗，恐怕影响他的休息，所以回北京两个星期都没有来。周怪我不早去，他很关心毛的身体情况。
那时毛已离开长沙前往杭州。北京医疗组第一批人已随毛去杭州。我和其他人员定于明天前往杭州。我不在期间，毛终于同意进行总体检查。
周也和别的医生讨论过毛的病情。毛的白内障好治疗。他问我们，对运动神经元病研究出办法没有。周还是难以接受那是不治之症。我告诉他，对这个病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国外也没有办法。
周说：“可以请中医看看。”
我告诉周，毛并不相信中医。即使看了，熬的汤药，他也咽不下去。现在已经不能喝水，一喝就呛，只能喝像稀浆糊样的稠汤。
周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你见到主席，替我向主席问好。”
第二天，我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离开——吴洁、两位神经内科医生、三位眼科医生、两位爱克斯光科医生、两位化验医生。耳鼻喉科和外科医生已经在杭州。
毛的总体检查分四天完成。综合这次检查的结果，毛患有运动神经元病、两眼白内障、冠心病、肺心病、两肺底部有炎病、左肺有三个肺大泡、左臀部褥疮、血液中的氧气过低。这时候毛还有低烧，咳嗽很厉害。大家商量这次无论如何要下胃管进行鼻饲，这样服药也方便。另外再做白内障手术。
我综合了大家的意见，给毛写报告，说明检查结果、病情分析和治疗对策。二十七日写完，交给了张耀词。张耀词给了张玉凤，让她向毛报告。因为这时毛已完全失明，一切报告都得由别人读给他听。
二十八日凌晨五时半，张耀词把我叫醒，要我和所有医疗组人员立即赶去和汪东兴开会。张玉凤刚传送了毛的旨意。我们纷纷赶到四号楼集合后，张耀词说：“刚才张（玉凤）秘书叫我去了。说医生的这些办法，都不顶用。张秘书已经同毛主席商量好了，要用输液的办法治。输液是很好的补药，有营养，能治疗。请你们来商量，立刻就输。”
文革期间，高级领导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流行用输液（葡萄糖）和输年轻战士的血做为补药。江青听说年轻力壮男子的血液可增长寿命，便安排了年轻军人捐血来供她输血。张玉凤听说了这些方法，便建议毛采用。
这些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表示态度。汪东兴于是一个个点名，问大家赞成不赞成。汪说，只要都赞成，就好办。
在汪的这种高压气氛下，问到谁，谁也不敢表示说不赞成。最后问到我。
我忍无可忍，说：“输液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法，特别在急救时很重要。但是现在的病，不是输液能解决的。何况我们的输液方法，还用输液瓶这老办法，不是密封式的，输液后发生输液反应的不少。一旦用一种并非必要的治疗方法，引出剧烈的反应，那就是医疗上的事故。那时张玉凤可以说，她不懂医，提出的方法是由医生来决定的。我怎么样交代得过去？”我绝不让步。
张耀词大为光火。他说毛听了报告很不高兴。现在起码毛同意张玉凤的办法。这下要怎么办？
我很气张耀词和张玉凤两人。我说：“医生提出来的治疗方法，不一定会被接受。但是如果除医生以外，大家都多解释说明这种方法的重要，那么就容易接受。昨天我将报告交给你，我说最好同张玉凤谈谈，说清楚治疗方法。你说不要了，她看报告就可以了。我认为张玉凤与医生合作很重要。”
汪东兴生气了。汪说：“那么就是你一个人不同意了，一个人要听党的，听组织的话。各行其是，要倒楣。”
这件事跟党和组织都扯不上干系。这是医学上的具体问题，属于专门知识，不是张玉凤、汪东兴、张耀词或党所能决定的。我强调毛主席早就说过，有病只好听医生的。
双方僵持不下。汪叫我给毛写个报告，解释为何只有我一个反对输液。让毛自已做最后决定。当天我写了一个报告。张耀词交给了张玉凤。当晚传出话来，毛决定不输液了。
但这下我处境艰危。没有人高兴我的作法。我不能直接见毛，我工作上必须有张耀词、汪东兴和张玉凤的配合，但他们反而造成毛医疗工作上的因扰，毛的病情只会越加恶化。这次如果不拒绝这种蛮横不负责的作法，以后怎么样进行工作？而且出了问题，医疗组得负全责。因此医疗组里的人也忧心忡忡。大家赞成我的主张，但觉得得罪了这三人，以后的工作不好做下去了。
另外还有政治的因素。江青自一九六八年起要将我打成反革命，一直没有打成。我则终日惶惶，处在刀口上。一九七二年江青又说，在一组有个特务集团。这个事情并没有完结。如果我在治疗上不小心谨慎，出了事可是自投罗网，到那时百口莫辨。
吴洁跟我说：“我们最好退出医疗组，让他们另外找人。否则直要出大事情了。我真替你担心。”
吴洁自然是好意，但是我如果不遵守医疗原则，而出了医疗事故，我是医疗组组长，怎能推卸责任呢？毛的病是不治之症，病情逐渐加重，今后的因难多得很。我说：“这也没有那么容易。我是组长，想退出退不掉。只要我们按照医疗原则办事，不会出大问题。”
我后来私下去找了汪东兴谈，他当时态度已经冷静下来，也为输液的事向我解释。汪说：“讨论输液的事，我不应该参加，应该由医生们自已讨论。这事情做得莽撞了。不过你也太没有弹性。我想好了，过了新年，只留下胡旭东、耳鼻喉科医生、外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在这里。你带着其他的医生、护士先回北京，再详细讨论各科的治疗方案。像眼睛的白内障，能治就先治。不过事先要找年龄和身体都差不多的白内障病人都试验，给这些人做手术，写出报告，让主席知道怎么作法，他才能下决心治。别的不容易治的病，可以多方面想想，不能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汪说要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汇报一次。领导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对毛的病了解得比较清楚。前阵子报纸上还形容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中国人民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还以为毛没有病。汪觉得如果不报告一下，以后出了事，就不好办了。
江青仍不断在找汪的麻烦。她对毛的病从不过问，反倒说，由老汪你们负全责。汪说这是不怀好意，明明是一旦毛主席去世，她唯我们是问，然后借机会打反革命。她可以说，主席的病，她和王洪文两个人没有插手，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汪东兴在管。是他们的责任。所以这次无论如何要向政治局汇报，要政治局大家负责。
二月八日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汪叫我到他的舱房里去。他问我是不是生气了。我说：“我没有别的意见，主要的意见就是你对张玉凤过于迁就了。你们都不管她。大家对你们是很有意见的。”
汪听了很不高兴，说：“有些事说不清楚。主席不让她走，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主席说话，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她能听懂。换了别人，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
所以张玉凤能耀武扬威，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主席的话。回到北京以后，吴旭君离开一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