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策马飞奔突然勒马，致周恩来马惊被摔，右臂终身不能伸直。（网络图片）
周恩来对江青的吸引力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周恩来到毛的窑洞谈工作，毛请周代他到中央党校演讲，在家闷得发慌的江青一定要跟着同去。因延河涨水不能开车，于是骑马而行。小路狭窄，江青策马在前飞奔，周恩来紧紧跟上，不料江青忽然勒马一个亮相，周的马骤然受惊，后腿直立，将周摔下马背。撞在石崖上，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骑术精湛的周恩来，怎么会摔得如此狼狈？文革后有人追溯这段往事，把它解释成江青对周心怀怨望，故意使出手段给他一个下马威。其实不确。江青刚入毛的帷帐，毫无根基，连窝都没待热，岂敢向堂堂的周副主席故意使手段？何况她对周恩来的通情达理、君子之风十分信赖、敬重乃至倾慕，若说是心怀什么“愿望”还差不多，哪有一点“怨”的影子？往最坏处说，她也只不过是想抖一抖御马的功夫，展现一下矫健的身手和勃勃英姿，给周恩来一个美好的印象，原因还是出于一种爱慕的心理。
江青当时才二十五岁，久经情场风波，最后嫁了个比她大二十一岁的毛泽东，虽说二人恋爱也完全自愿无一丝勉强，还冲破重重阻力与世俗偏见，毕竟带有青春与权利结合的影子。如果毛泽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很难想像她会爱上这个满嘴浓重湖南农村口音、满头油渍的长发、脾气火暴、抽烟、吃茶叶、嗜好辣椒和肥肉的南方土包子。周恩来生于南方而成长于北方，比江青大十六岁，曾赴东洋、西欧，到过苏联……对生长于北方、个性开放好幻想、喜欢读外国小说、从事文坛工作出身的江青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像前章讨论过的，作为一位公众情人，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江青爱慕的对象。
第一次“示爱”人仰马翻
只是，她的第一次“示爱”——说得重一点是调情，说轻一点叫“示好”，就闹得人仰马翻，伤筋动骨，实在晦气。这应该是一种预示，在诡谲多变的中国政坛上，这样的非分之情将带来怎样惨痛和震撼！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右臂终身不能伸直，也使不上力，等于废了半只手。
待卫士们赶到，他已经从摔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痛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鲜血浸透了衣服，但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倒是毛泽东事后大发雷霆，吼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一百个江青也不抵我一个周恩来！”对江青惹的祸极为恼火，因为他痛惜在国共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周恩来的受伤，倒不是怕江青敢红杏出墙。文革后期，江青对周恩来的怨望（真正的“怨望”）日深，力图倒周，指使御用写作班子在报上撰文批判“鲁国的宰相”孔丘，故意在孔的形象上加了“端起胳膊”四个字，以影射周的弯臂。而那弯臂，实是当年因爱而造成！
周恩来的一生，一般人只知道他的臂伤是战争年代不慎落马所致。江青倒台后，才有一些加忆文章道出其中原委，江青要与周比试骑术：“周副主席，咱俩看谁骑得快！”结果周的马受惊，摔了下来。再后来的文章，又忽而将“比试骑术”一节删掉了，只说江青策马飞奔突然勒马，致周恩来马惊被摔。还有些文章欲盖弥彰，说“比马”根本就是瞎扯，没有的事。
据知，所有关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都要报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阅”，显然，审阅机终于道出了这一故事中的调情味道，觉得有损于总理的形象。
江青希望毛泽东向周恩来学习
但我们仍可从被删剩的部分，判断出确曾因“比马”而摔伤：江青策马飞奔，如果周恩来不也策马紧紧跟上，怎么因前面突然勒马而受惊？周摔下马，扶着粉碎性骨折的右臂站起来，卫士们才匆匆赶上，可见他们都远远地落在后面，只有周、江二马当先地在前冲，如果不是比马，卫士们怎可不紧随其后？男女之间的比试骑马，本来没有什么，还可以看做是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若不出意外，大家（包括毛泽东）大可以一笑了之。只是后来江青名声太臭，倘若让爱憎分明的老百姓知道，她和周恩来竟然这样玩过，怎么说得清楚？
曾大量采访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作家权延赤记述，在延安“江青喜欢接近周恩来，当年的卫士们都知道这个情况。”毛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江青很倾慕周恩来，常不避嫌地对身边人员说，周性情好，谦恭有礼，风度翩翩。她还希望毛泽东向周学习，改掉粗鲁的农民本性，惹得毛大为光火。
在江青居苏养病时担任翻译的俄国女子卡尔图诺娃，曾撰回忆录《我给江青当翻译》，也谈到江青倾慕周恩来的印象：“有一天江青莫名其妙到问我，想不想见见周恩来。我当然想，有谁会放过这么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周要来吃午饭，江青请我也按时来。我准时到了，可是周恩来已经走了，他的日程安排满了。”然后“那一次江青动情地也谈了周恩来的许多往事。”
需要重申的是，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仅只限于暗恋，而且是江青单方面的倾慕，而且这种感情实在称不上过分。江青自嫁毛泽东以后，至少在文革以前没有过感情上的越轨记录——谅她也不敢。
周恩来是积极的文革派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决策并亲自发动的。一开始，周恩来并不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矛头对准谁、搞成什么规模、时间多久的运动。他只知道毛主席说的就要照办，邓小平时代批判“凡是派”，其实最大的“凡是派”就是周恩来。及至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他还不晓得到底是指谁“何其毒也”，揣揣不安地去探毛的口气，听说不是自己，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革命洪流，协同毛派力量推波助澜。文革过来的人都记得，当时人们心里很清楚，这几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绝不能炮轰和揪斗的，他们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这种印象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凡在文革初期贴大字报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当即都受到“上面”授意的有组织的反击、围攻和批斗，事后必遭严厉的处罚、关押、劳改、判决直至枪决。炮轰周恩来和炮轰林彪、江青一样，其他诸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会集体出场表态，厉声申诉，威逼利诱，迫使对方就范。唯一的区别，文革结束后所有参加炮轰受到迫害的人都被不同程度地平反，只有反对过周恩来的人永远无可赦其罪。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倒刘，并清除刘在党政系统的势力。目标一定，“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倾巢而动，共同完成这场战役。除了副统帅林彪很少露面，几乎只跟随毛泽东出场外，其余如周、陈、康、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爬虫们”，到处看大字报，视察、演说、计划、接见、会谈、表态、劝慰、阻拦、发布指令拉一派打一派……为文革依照毛的意图朝纵深发展竭尽全力。有人说周恩来没有参与政治迫害，他所做的都是保护别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周恩来“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也发现文革冤案中几乎所有的逮捕令，都是由周恩来签署的，包括逮捕前面说到的他的养女孙维世。另外，所谓“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受害人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身份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文件，也是由周亲手签署的。这一事实让专案人员“震惊”和难以接受：周恩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做的这一切是真诚还是虚伪？（阮铭《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
江青由一个宣传部被人瞧不起的副处级干部出山和坐大，固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与肯定，但毕竟还得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来逐步完成，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数。否则，他也就完全没必要耗神费力发动这样一场大的战役，来歼灭他的政敌了，也不会在背后里怨林彪“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六句，相当于六万句，半句也不顶”了。江青得中央文革副组长的显赫位置，并挟其势取代中央书记处，甚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周恩来出的力最大。试想，林彪名为副统帅，实际影响只在军内；陈伯达、康生原先的地位也远不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们怎么可能把江青抬得比书记处还高呢？能依照、实现和发挥毛的意图，把江青稳稳地捧到这样一个地步，只有周恩来。
康生，尤其是陈伯达，对江青的公开吹捧诚属过火：周恩来居然也站出来“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就更叫人肉麻。康、陈二人都是投靠毛泽东，凭籍揣摩毛的思想登升高位的，从感恩戴德的情份上，总还有一种说法。周恩来功高位显，驰骋政坛数十年，影响遍及全世界，凭什么要向江青表衷心？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往往只记录下康、陈这些百经官方定性的“反派角色”，而将周恩来这样的圣人的言论偷偷剪掉，藏起来，好让人们忘记历史的真相，忘记周恩来是怎样在人民大会堂前振臂高呼：“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
这里记录一段周恩来当年的公开讲话，以为见证——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恩来到会演讲：“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最初当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份子、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对迫害、压迫、诋毁、诽谤、污蔑的人进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
前章曾提到，文革初期周、江之间也有过摩擦和矛盾。就在周发表这段演说前十几天，江青还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争吵：“孙维世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狼，成恒恭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狗。”江青的骨头可真够硬的，迫使周将成垣恭这位延安时代就跟了他的警卫员送去进学习班、五七干校，直至他去世后才返回北京。
如果说这就是周恩来与江青进行的“斗争”，那也太可怜了。多少有些迂腐之气、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也和江青有过观点之争，但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亲密关系。即连康生，也曾在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大骂江青不是东西，逼得“老夫子”要自杀。他后来还在临终前叫毛泽东的女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去告毛：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这同样也不能证明，康生与江青关系不好、进行过“斗争”。能证明的只是这样一条政治学的重要原理，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周恩来的确保护过不少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人马，包括他的部属、与他多年相交的“民主党派”人士、与他亲近的文化界人士、他在军队和地方的心腹亲信，还有一部分是可以争取和收编的别的派系的人马。不过有一条原则绝不能违反，那就是毛泽东、林彪、江青一定要打倒的人不能保。不但不保，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甚至直接进行迫害。
林彪倒台致使周、江矛盾激化
而正是这位周恩来，在听到如遇罗克一类非高干出身、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反革命案”时，就不把他们划为“党和人民的孩子”了，毫无同情之心下令处决，以绝后患，如湖南大学数学系青年讲师、补充指为“省无联”黑手、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陈光弟，案报国务院请示周当即下令秘密处决。
江青对周恩来不满，正是在于其“乘人之危”解放和保护了大批官僚，势力急速膨胀。林彪倒台后，“毛主席司令部”内林、周、江三派人马的鼎立之势被打破，周恩来在倒林战役和收拾烂摊子中立功甚巨，趁机抢占位置扩充地盘，眼见得毛泽东遭沉重的精神打击而飞快的衰老，大事小事不得不倚赖周恩来，令江青骤生忧虑与疑忌。尼克松访华前夕，毛泽东因肺心病发生休克，醒转当着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讬后事：“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更使江青下决心要赶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挑战并打垮周恩来，稳坐“毛主席司令部”的第二把交椅，继承大业。
此时江青的人马进入最高层的只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张春桥支持和培养起来的上海造反工人领袖，不料继林彪之后被毛泽东亲自挑选为接班人，一跃而成为党中央第二副主席，反位居张、江之上。共同的利益将他们组合到一起，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形成新的政治格局——这已是中共“十大”（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后的事情了。很多回忆文革的文章、书籍指“受四人帮迫害”其实准确的说法应是受“毛主席司令部的迫害”。因为四人帮的形成较晚，其活动也主要是宫廷争斗。就像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领导一九二一年以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一样，在大规模迫害早已结束的一九七三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四人帮”，它怎么可能去迫害那么多无辜呢？
精心策划的“红都女皇”事件
岁月的流逝，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没日没夜的操劳，使身体一向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终于被衰老和癌症击倒。而江青这位昔日的情人和癌症患者，却越斗越勇，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李鸿章”、“批宋江”、“批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批投降派”、“走后门”、“中庸之道”、“经腹主义”、“洋奴哲学”、“洋务运动”……连篇累版，轮番轰炸。周恩来除了硬撑病体与之周旋，尽力支持被他保护、收编、选中并力荐复出的邓小平外，还窥准时机不露声色地予以反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谓“红都女皇”事件。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国史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维特克随妇女代表团来华访问，江青给予她超规格接待，多次长时间接见、会谈，陪同游览，期间她大谈她的革命斗争经历，不免自吹自擂，搀杂许多炫耀与夸张。其意是模仿毛泽东款待、结交美国记者斯诺，通过其著书立说而扬名西方世界的故事，让维特克好好宣传一下中国的第一夫人。至于“超规格接待”，在随意性极大的中共体制内本属正常，周恩来自己就经常超规格接待外国尤其是非邦交国的演员、球员、民间团体代表等等，诸如前章提到过的关心人家少妇婚后能不能生孩子之类。故江青此举虽动作过大，出于希望西方学者了解和宣传中国革命、妇女解放的目的，倒也无可厚非。
维特克回国后，香港出版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以“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方式，透露了大量江青和毛泽东的隐私。周恩来将这本未署名、但传言是中央情报局特务的维特克所著的书呈献给毛，毛阅后大怒，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搞四人帮，说出“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这样的重话，迫使江青等人作深刻检查。这场风波也使江青民间的形象大损，在日后的政治角力中失去民意基础。直到一九九二年江青在狱中自杀，维特克才突然出面澄清，她根本就没写过什么《红都女皇》，只写了一本《江青同志》的传记，于一九七七年在加拿大出版。她对一位中国学者说，《红都女皇》事件可能是周恩来为离间毛泽东和江青而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
到处布满周恩来的眼线
维特克是出于研究近代中国妇女运动随团访问中国的，由于周恩来的安排，她才采访江青。在大约六十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周的亲信章文晋的夫人始终在场。谈话的录音带有相当一部分被周恩来要去“审查”，结果不了了之，没有归还。回到美国，中国驻美代表黄华及夫人一再阻止她为江青写传记，包括许诺一百万美元要求她停止研究江青。几星期后，有人乘维特克外出破门而入大肆搜查她家，幸好她的所有资料都放在办公室和图书馆。维特克推测，《红都女皇》的真正作者可能是章文晋夫人。
推测毕竟只是推测，但从当事人端出的这一过程看，不是没有道理。江青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学者的谈话当属“国家机密”，怎么会那样快地流入香港坊间？如果不了解、掌握毛江数十年的情感纠葛，这本书怎会击中毛的痛处，而燃起怒火？
长期抓情报工作的周恩来惯于在对手身旁安插亲信，以随时掌握对方的动态、意图，早为一般的民众所知晓。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认为，林彪的惨败就是因为其女林立衡（豆豆）甘心充当周的眼线，结果匆忙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事后周恩来并不领情，当面怒斥林立衡，没料到后果如此严重而深感绝望的林立衡一度自杀。
周恩来甚至在毛泽东身边都安有自己的耳目，以为通风报信。周深知江青对自己由深恋到深恨的感情转变，而无论是出于自卫，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他这一巧妙的、不现山露水的、四两拨千斤的机谋尽管毒辣，却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