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土改，抢劫地主土地并枪杀地主。（网络图片）
以1949年为界，中国大陆习惯了将1949年以前称之为“解放前”，1949年以后称之为“解放后”。但我讨厌“解放”这个词，谁解放谁呀？这个词，即使是针对当时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乃至工人也一样，纯属精神忽悠。我们不是哭着喊着还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么，但八十年代国门一开，才恍然，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来全在中国大陆！所以，“解放”什么呀，我看最要紧的还是“解放”我们自己吧，先从言论自由开始。
1949年～1950年 土改公然抢劫
邹健东先生摄于1949年南京市民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照片，说实话，我看了很恐怖，领袖崇拜从执政的第一年就大面积开始了。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个土改法规定，土改的根本目的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其总路线与总政策则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其过程则分为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
事实上，“剥削”这个词用在所谓的“地主”身上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主家的土地与财产既不是大风刮来的、也不是“剥削”来的，而是凭借自己的头脑智慧和辛勤汗水逐步积累起来的，亦如今日的私营农场主。
以毛泽东的家庭状况为例，他的家庭成分即使是富农，其土地与财产的发展和积累状况，也基本与地主是一样的。1936年他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说“我父亲是个贫农，年轻时因负债累累，被迫去当兵，一当就是好多年，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这个小村子，靠做小买卖和其他营生，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赎回了他的地……于是，我家有十五亩地，成了中农，每年可打六十担稻谷，全家五口人每年粮食共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剩余二十五担，我父亲用这些节余又筹集了一些资金，又置买了七亩田，这样家境就达到了富农的地位”云云，难道地主家的土地和财产不是这样积累成的么？怎么就成了“剥削”呢？
土改运动，将地主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土地和财产强制性地加以没收、然后分给原本没有土地和财产的贫农和雇农，这无异于公然抢劫。另外，贫农与雇农即使分到了土地，实际也只有“耕种权”，并无主宰土地的所有权。换言之，分到土地的贫农和雇农误以为自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实际只有下地干活“劳动”的义务，因那土地只属于执政的政权，根本不属于贫雇农。执政者无非是忽悠、唆使、利用贫雇农，借贫雇农之手，把地主私人的土地和财产收归“国有”。这是卑鄙的阳谋，是用不着加引号的流氓行径！什么时候才能对此事进行认真的清算？
1951年“抗美援朝”损人不利己
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死伤惨重。（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1951年，中国出兵朝鲜半岛，帮助金日成建立北韩，轰轰烈烈的所谓“抗美援朝”全面开始。但那时，中国内战刚刚结束，国力异常虚弱，根本没钱打仗，援朝军队飞机大炮紧缺。于是，6月1日，执政党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名义发动全国民众，为援朝战争捐献飞机大炮，口号则是合辙押韵的“捐献飞机大炮／打败美国强盗”，且规定不分城乡、阶层和信仰，进行充分的宣传和细致的组织工作。
呵呵，其实绝大多数穷百姓是没钱可捐的，只能象征性地表表姿态；捐款针对的主要是富人（地主／资本家／演艺界高收入的明星等），舆论宣传一起来，有钱人不捐恐怕也不行了，否则执政党一招呼，穷人们一人一口吐沫就能把你淹死，这就是舆论宣传的厉害，有钱人若猫了个咪的，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是年6月7日，“总会”定出了捐献的具体办法，所有捐献，一律按人民币计算，委讬各地人民银行代收。并开列出人民币15亿元为战斗机1架，50亿元为轰炸机1架，25亿元为坦克1辆，9亿元为大炮1门。捐献运动至1952年5月31日结束，共收到捐款5565亿元，折合战斗机为3710架。
令人悲哀的是，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不仅使逾90万志愿军年轻的生命长眠在异国他乡（美军折兵5万，呵呵，不知谁是真正的胜利方），同时也为朝鲜半岛扶植起一个至今独裁专制、乃至封建皇权世袭制的国家，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干的还少么？
1952年 五反运动
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上海资本家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三反”运动是1951年开始的，主要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针对的基本也是党内及各级政府的一些贪污腐化的干部及相关人员（诸如被拉出去枪毙了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而“五反”运动就不同了，于1952年开始后，主要针对的是城市“资本家”；内容则包括“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为什么会包括这些内容呢？经历过的人恐怕皆明白，那时，执政党（或曰执政府）曾强制摊派给各行业的资本家私营企业许多“加工订货”，且付费很低，无异于“霸王餐”，而资本家们则赔本赚吆喝，有苦不敢言。
许多私营资本家为减少企业的亏损，便想方设法与执政党的具体督办人员接触，抱希望于通融。有些资本家还私下组织了诸如“星四聚餐会”之类的企业家沙龙，常聚在一起聊天，议论一下企业如何减少亏损以及如何对应执政党“霸王订货”的一些合理办法。这，于是就成了“五反”运动需要打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了。执政党打击什么呀？打击的就是不顺从、不听话的私营企业家，不论人家有无道理，只要乍刺儿，一律拿下。当年重庆市公安局便奉命逮捕了以高功懋、闻人杰、周英伯、刘雨三、李杭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星四聚餐会”的企业家，而其他诸如“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十一厂联络处”等企业家沙龙性质的聚会也被蛮横取缔。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