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共把许多海外归来的知识份子打成“右派”批斗迫害。（网络图片）
毛泽东从山大王出身，由乡村小学教师入社会，年轻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临时工，未受到学者教授们的青睐，心戚戚焉。后来在井岗山，又被共产国际派的洋领导李德与留过法的周恩来夺过权，就是从苏联归来的瞿秋白与王明这种非草莽出身受过正规文化训练者，也曾看不起他，就更留下心灵创伤。当一朝执掌权柄后，他长期的自卑心理与自傲性格矛盾痛苦下，终于获得一次报复性的反弹，也会像阿Q那样得意地唱起：手执钢鞭将你打了。在党内，他把出过洋喝过海水的受共产国际影响和领导的，视为对他的克星，为压那些海归派，他用各种诡计与策略，扫清政敌，甚至周恩来这种人也收拾得服服贴贴。
1957年，他在反右运动中又开始消灭党外民主党派中的左派知识份子，高层为首的，被他冠以右派的多为海归派，如章伯钧留学德国学哲学的，罗隆基与储安平从英国学政治学的，且树为右派的样板与典型，1949年以前，这些著名知识份子皆是亲共的左派，他像慈禧似的反洋仇洋，把这些洋书生也进行一次坑儒式的打击了。岂非从1840年后，中国向东洋与西洋文化开放与学习后一次文化大倒退吗？
反右运动，既是矛头对准知识份子，更是对准与洋文化有联系的留学知识份子，他们以无知的农民眼光判断，如乡下穷人把大城市的人都想像成富人一样，把从英美留学归来的知识份子，都看成英美派回国的特务来警惕与防范。
同我一样打成右派的朱国干告诉我，他在1954年以前便派他到重庆狮子滩水电站建设工地去卧底，专门监视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水电专家，防备他搞破坏。对留洋的技术知识份子也疑心重重，在以后，我们还见到留美学水利的黄万里教授被打成右派，那么国外归来的人文知识份子，更是反右运动打击的重点。
就我在四川所见所闻，不必去查询或采访，只要揿一下我脑袋这部电脑的键盘，也会显出一大堆和一长串人名来。不能因为他们作古，被岁月淹没，就让造成此罪恶悲剧的责任者随意抹去，被人遗忘，使悲剧重演。
北京在1957年，当然是海外归来学者与知识份子最多的城市，反右中制造了一个六教授事件，不过是相聚说说话，便由眼线汇报，构成了《人民日报》发表那篇由毛泽东撰的社论指斥为“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诬陷。他们是费孝通、钱伟长、曾招伦、潘光旦等，无一不是从英国美国获得文化与科学学术的世界一流学者。
就是在成都重庆的大学，也有类似的针对留洋教授布的右网，四川大学副校长谢文炳，不仅留学英美著名大学，1930年代即是翻译家与作家，被划入右派，就断了他文化学术生涯。四川大学农学院长刘伯量留英归来，早期即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1956年随川大农学院独立出去迁雅安任院长时，学生与教师认为迁雅安不利于教学与科研，出现请愿，就被诬为秀才造反的小匈牙利事件。由此，有的学生被判反革命或右派去劳改劳教，刘伯量也成了右派，我在峨边劳教营遇见他儿子刘盛亚，也是右派。他在19岁留学德国，当时纳粹党正上台，目睹其专制与灭犹的残暴，他曾以记实散文16篇第一个揭露法西斯的中国作家，抗日初期抱着拯救国难回国，在四川大学与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授，因1951年发表一部小说引起争议为由，更因他所在的重庆文联领导认为自己来自延安，虽然只初中文化，喝过延水，就是无产阶级，刘盛亚归自德国，有教授资历，喝过海水，就是资产阶级，打成右派后劳教，饿死于1960年的峨边劳教营，尸骨难寻。1980年在成都省文联开追悼会时，放的骨灰盒也是空的，只放了他生前笔耕的一支笔。成都的华西大学乃五大教会合办，因为有这洋历史背景，凡是洋教授，在1950年韩战时，都驱逐干净；就是亲共支援过中共地下党的费尔朴与云从龙也不例外，任过校长的张凌高，竟在镇压反革命中枪毙，留学美国教授生物化学的蓝天鹤与张玉珏夫妇也打成右派，必须低三下四夹着尾巴做人苟全性命。
在这些文盲与半文盲当权者眼里，他们用毛泽东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作依据，有知识的知识份子就反动了，多一种洋知识者，岂不反动透顶吗？
我在劳教营发现既有这种海外学成归来的洋教授，除刘盛亚这种抗日时归来的，还有1949年中共攫鼎后从美英赶回来参加建设的，如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他学教育学却不允许他从事自已专业的教授，还在职称方面压他，鸣放时提了些意见与建议，打成右派送进劳教营，死于修内昆铁路的劳役中。
这种人物的不幸，岂只四川才存在吗？令我奇怪的是留学海外者归来生疑，海外华侨子女送回国来学习的也不放心，在劳教营，我就遇上不只一个，也是右派的年轻书生，名唐桂生，从印度尼西亚归国读北京外语学院的高材生，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时，一度召他去做临时翻译，外交部很满意，也遭反右之灾，在修路时抬石条上跳板，力乏跌下跳板被石条压死。另一位郑荣宗出身印尼，还是学航运的，也在劳教营，虽活着回到福建永安，却萎颓不振了。我还发现被长期囚在劳教营达20年的两位海归派，名陶在廉与刘文蔚，他俩在抗日时期投笔从戎报效国家，陶被送入英国学海军，刘被送入美国学海军，都曾是大学生，1949年后，陶从事农牧业，刘服务医界，竟都成了假想敌的右派，陶已死于心脏病，刘在多伦多从医已20余年，归来时告我，这20年在加拿大仍经常做劳教营的恶梦。如纳粹的残暴至今还在犹太人的心里，这赤色恐怖也至今还在中国知识份子记忆，怎么抹得掉，那是鲜血与生命换来的记忆呵!
毛泽东显然用心是消灭有知识的智民，尤其是有社会与人文知识的公民，要把他们压服为他这君主脚下的臣民。其间又重点打击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份子，所为何也？因为这种接受五四新文化去海外寻求复兴中华的知识份子，他们所受到的自由民主意识影响，认为是他这独裁暴君的天敌，权力冲昏了他的头脑，想以诡计夺得政权，又想以暴力清除异类，清除到文化革命，政治经济濒于崩溃，他已无力再拉历史倒退，如果还活着，见比他强大的斯大林经营的独裁也无法阻止崩溃和解体，也会感伤“无可奈何花落去”吧。那么，继承他这枭雄与魔王权力的后继者，欲步其后尘，无论野心与阴谋，威望与阅历，皆难望其项背，像拿破仑演的是悲剧，想效法的拿破仑第三，重复时却是喜剧了。世界这民主潮流，落后的非洲都在迎接，亚洲这第一个走向民主共和的中国，还能创出什么新型的专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