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分子的人被批斗，被红卫兵强行剃头。（网络图片）
我姥爷，普通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来北京我见过一次。那时候我小，印象中他就是个小眼睛小个子的瘦老头，一口东北话，长的就像张作霖。
我问过我妈，我姥爷到底是什么问题就定成历史反革命了？我妈说就是伪宪兵。
一个宪兵算个什么事啊？那满洲国的时候我姥爷具体干什么？
我妈说：他在特高科。
这个……，还真得算汉奸。
姥爷这辈子没做什么大官，不过什么大风大浪都赶上了：反奉兵变、皇姑屯被炸、9･18事变以及后来的满洲国、国军、共军，直至被置于死地。
01
我姥爷大约1902年出生，是沈阳郊区人，家里有点地，就是普通农民，由他爹管着。姥爷觉得一辈子种地没出息，22岁那年考进了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号称中国四大军校之一，是张作霖为培养东北军专业军官设立的学校。
“进讲武堂”是我妈说的，那能瞎编吗？
不过，在讲武堂各期同学录里都没查到姥爷的名字。他在部队的名字叫王福（王相臣）。
根据后来姥爷的就职轨迹，我判断我姥爷走的是另一条偏路：宪兵。他大概在1923年～1924年考进了东北宪兵教练处的“士兵补充班”，该班是选调陆军各部队优秀上等兵、一等兵和招考高小毕业生。
宪兵，是军队里的警察，是执法部门，所以对文化素质有一定要求。
东北宪兵教练处就是培养宪兵的学校，地点在沈阳大东关二道沟江浙会馆胡同，后来归了讲武堂。
姥爷在宪兵班学期8～10个月，毕业以后为郭松龄部下，正值军阀混战的第二次直奉战争，驻守天津。此时张作霖的奉军风头正劲，编成六个方面军，数十万军队，控制了北京政府，势力还扩展到安徽、江苏。
1925年底，郭松龄发起反奉兵变。郭松龄只是个军长，但是借张学良的名号实际控制着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七万多人的指挥权，是奉军中最能打仗的主力，许多军官在讲武堂都是郭松龄的学生，包括张学良。
姥爷是宪兵下级军官，以执法为责，不冲锋陷阵，但一切听命于郭司令。郭司令说不打内战了，回东北搞建设，把老军阀张作霖赶下台，扶张学良开创新时代。
兵变很突然，兵变很匆忙，从河北滦州一路打到新民县巨流河边，距奉天已不过60里地。一般认为张作霖大势已去，他已经把家藏细软和家眷用卡车送到日本人控制区保命，并请求日本关东军出手威吓叛军。
姥爷跟我妈说的兵变过程就是一个“冷”字，12月大雪天，没有棉衣就往山海关外打，打得还特别不好意思。那时候也没什么政治观念，就是吃粮当兵，现在你吃着老张家，又翻手打老张家，这说不过去呀。
整个反奉叛军普遍存在这么个心理，越打士气越低落。到了巨流河边，对面张学良一喊话，大家都知道了，人家儿子没想替代老子，郭司令莫非是自己当老子吧？军心就散了。
郭松龄也觉得再无胜算，只好带上一连卫士悄然逃遁，后来很快被捉住，就地枪决，再拉到奉天暴尸三天示众。同时殉难的还有他夫人韩淑秀。被处决时，韩夫人要求先死，被两枪毙命，郭将军则要求“在我死前，不要扒我的衣服，行刑时要往头上打”，很显英雄气概。
又同时被追兵的流弹炸死的有一位郭松龄幕僚，叫林长民。他女儿更有名，叫林徽因。
张作霖虽说是个土匪出身，对兵变部队处理得挺有风度，对中下级军官均照常任职，不予追究。可我姥爷脸皮薄，回奉天老家种地去了。
02
转年是1926年，姥爷在家没待几个月，原来的营长到家里动员，说东北军又开进北京了，控制了北洋政府，还打算统一全国，现在准备在北京建立讲武堂分校，招兵买马，姥爷就上了北京宪兵军官研究班，归在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军官研究班是调训宪兵部队在职校尉级军官，那时候就相当于上研究生啦。“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今夜重又走入风雨。”从头再来。
我妈说在北京那两年是上警察学校，实则，宪兵就是军队里的警察。大概是1927年，我妈让爷爷奶奶带着还从奉天来北京看望我姥爷。我妈说在先农坛，应该是记错了，是旃檀寺（读：zhān tán），张学良的司令部，在北海五龙亭西边，现在是国防部。那时候我妈才七八岁。
一般提及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指的是第七期，含步、骑、炮、工、辎五科，校址在黄寺。其他一些研究班少有提到。我在网上发现有拍卖的一个当时宪兵研究班的墨盒，佐证其与姥爷在京复入宪兵学校的存在。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从学校里要选拔20人的仪仗队，其中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沈阳人，再是要24岁以下的，我姥爷被选中的时候嘴里嘟囔：“我26了”，被上司踹了一脚：“说你24就是24！”
张大帅后来和这伙仪仗队有合影，都是头戴鸡毛，腰挎战刀，不过照片在文革的时候让我弟弟给烧了，那是罪证，保命要紧。
姥爷学满毕业后做为宪兵继续在北京保卫中南海。他跟我妈说过：守着故宫的时候真想在龙椅上坐一坐。
03
张作霖大元帅在北京的威风日子没多久，南方蒋介石的革命军就横扫过来，第二年的1928年6月3日，张作霖撤出北京回沈阳老巢，行至皇姑屯被炸，我妈说姥爷也在火车上，前边出事，卫队纷纷跳车卧倒，但不知究竟，后来通知说：“没事了”，才集结返回沈阳。
有劣质网络小说称：第四军一整个战车营死守皇姑屯，顶着鬼子小2000人的兵力进攻。拚死觅活的杀开一条血路，500多人的宪兵打到最后就剩下300人。讲武堂的学生兵伤亡也超过三成！扯得真邪乎。
张作霖死了，张少帅继位，那年代，老百姓认为顺理成章。姥爷跟了张学良，在宪兵司令部公干，因为字写得好，就管军需账目。查当时编制，根据姥爷的年龄资历，职务当在总务课任上尉课员或少校课员。
做军需应该是个肥差，负责整个东三省宪兵部队的后勤需求，所以在沈阳的家里也不愁吃喝，部队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部队来白面了，姥爷就顺便往家里搬两袋，部队订购榨菜来了一火车皮，先往自家卸下两坛，当然各级首长家是要挨家挨户送的。
1931年，“9･18”前几天，姥爷开始奉命把文件机要装铁箱掩埋，这说明东北军对“事变”是有预感的，不反抗也是张学良司令的指示。
我问我妈，为什么不抵抗？答：“打不过人家”，这就是当时简单的道理。或者说，张学良将军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宁可舍弃大东北，拥兵自重，当他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花天酒地，日子过得挺舒坦。
04
“9･18”之后，张学良把宪兵队撤到北京。我姥爷没跟去，他没那么高志向，还是躲回家想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9･18事变的第二年，满洲国成立了。
一个大男人在家待着没饭吃不行啊，有个“邻居”，是满洲国沈阳警察厅厅长，把姥爷塞进了特高科。入职前身份谎称是小学教员，不敢说是奉军军官。这位帮忙的厅长很难说不知道我姥爷的底细，或是旧知，装作不知，但真的我姥爷有文化，搞个文化工作不脏不累倒也适合。
特高科，什么的干活？特别高级警察，特务啊！
“特高科”这仨字是跟我妈核实的，肯定应该是从姥爷的嘴里得来的。
但是，可能有误解。特高课是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内的一个科室，基本是日本军人，少有中国人。
满洲国宪兵队内警务课设特高系，只有到了1943年下半年，因为扩大业务，特高系改称“特高课”，但满洲国宪兵队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军队。
我姥爷所在部门正规称呼应该是奉天市警察厅特务科，与《悬崖》中的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同级别同职能。很残忍！
我问我妈：我姥爷都干了什么坏事？我妈说就是成天钻书店，查看有没有抗日反满书籍。查了两年也没什么成绩，倒是进戏园子不要钱，没少看戏。反正我姥爷不求上进，如实，倒是好事。
有一年从齐齐哈尔来了个舅舅，跟我妈念叨我姥爷，我大概听了一耳朵，就是说警察厅里抓人、审人、上刑，太瘆人，我姥爷觉得在这种地方上班不是个事，就辞职不干了。
根据国民政府1945年11月23日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案例》的规定：“对于下列人员，视为汉奸，应厉行检举：……
（二）曾任伪组织特务工作者。”
幸亏，辞职不干了。也没人检举。
05
大概在1943年，我妈家、我姥爷家、我二大爷家，各出三十根金条，在黑龙江讷河共同买了一块地，还有院子，大牲口，农具，雇沈阳老家的村民去耕种。地契写的是我妈的名字，实际在讷河经营土地的是我姥爷、姥姥。当时兵荒马乱，战事不停，种地就有粮食吃，生活有保障，饿不死，这在当时合理合法，无可厚非。姥爷万没想到，脱离了伪职总算改邪归正了吧？可是现在买了个地主成分，在共产党眼里就是十恶不赦！
1945年，苏联红军扫平日本关东军，把黑龙江的大片农村交给了关里来的共军。共军立即展开土改扩军运动。
姥爷肯定听说了土改是怎么回事，自己的底又潮，只身裹了件皮袄，连夜从讷河逃亡沈阳，白天睡田埂沟渠，夜间赶路。家里的土地房子留给姥姥一个人看管，心想能把个老娘们咋地？
买了两年的地肯定是要没收了，可是浮财呢？必须打，吐出一些再接着打，这属于阶级仇恨，属于为民伸张，就把姥姥打死了。
06
抗战胜利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沈阳期间，姥爷一直在沈阳城里住，没受什么影响。国府对于满洲的伪职分子，更多的是以其无奈生存做为理解，基本政策是放弃追究汉奸叛国的罪名，所以某国府官员说“中央说东北没有汉奸”。事实上，只处理了一些地位高或有油水的大汉奸。
解放了，政府给姥爷安排了工作，城里人都得有工作，有工资。经过镇反，三反五反各种政治运动，反正姥爷就是个死老虎，历史反革命份子，又没有罪行材料，所以能过普通老百姓日子，没人整他，每月还能收十来块钱的房租，要说过的日子蛮不错，党的光辉挺温暖。
姥爷有个儿子，就是我舅舅，参加了抗美援朝，成了为党立功的人，姥爷儿子的儿子、闺女也是解放军的兵。
1958年大跃进了，姥爷因为历史问题被开除厂籍，工资就没了，才去的哈尔滨阿城市，找儿子，又跟着儿子从阿城到的西安。
1960年4月左右接到沈阳政府通知，责令姥爷回沈阳郊区农村老家接受改造。按四类分子接受管制、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
阶级斗争的琴弦绷的越来越紧。
文革时期，村里人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又是乡里乡亲的，也就是让他在村里扫扫街，1973年病重，医院说不给反革命看病，就死了。
姥爷这一生，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1984年，对全国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完成全面评审摘帽。
姥爷早死了，没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