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5日，北京某建筑工地（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2月17日讯】大陆的房地产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它和民生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能影响世界经济，但是海外的媒体其实是不能准确掌握实情的，它们一般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布的信息了解情况，而共产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骗，它公布的信息几乎都是造假的，建立在虚假信息上的议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文昭说在得不到官方准确真实的信息数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做出判断，反而比较可靠（大意）。我很同意这种观点。我是北京市市民，在中国大陆在北京生活了60年。我在体制内，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团中央系统的中国青年报工作了34年——1985至2017年。而且中国青年报分给我一套房，它作为开发商建造宿舍楼的时候我又买了一套房。我也了解我一些亲戚的住房情况，他们都是老北京，所以我敢保证我对北京房地产的真实情况是很了解的，这种情况与外界包括海内外华人，华人自媒体，北京人之外的中国人了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一，1997年住房改革之前在北京市有城市户口，有住房的人，现在几乎都有商品房或者住房。
中国是1997年开始房改的，在此之前如果你是北京市的市民，有住房，有单位，一般来说你现在都住上了商品房。楼房。
那时候北京市市民如果是有正式工作的，单位会分房。中国青年报1996年12月分给我一套两居室。这套房是在朝阳区望京花家地金兴路。是朝阳区武装部（负责征兵和民兵训练的政府部门，也是军事单位）开发的宿舍楼，我们报社的党委书记任照联系，报社买了一栋楼，48套房。
9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就瞎折腾，取消了我们群众工作部，我就没事干了。报社让自己找部门接收，这就很麻烦，因为谁也不愿意要人，人多了奖金就少了，每个部门的奖金是固定的，工作可以掺水，人越少越好。我就受尽了磨难，但是我死活不想调走，因为单位分房都是按照本单位的工龄，一旦离开，去了新的单位，分房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报的评论员马少华，原来是一家报社的，考上了研究生，就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分房资格。毕业后来到我们报社。但是后来又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这样始终也没有分到房子。后来是自己买的房子。所以我硬是忍着屈辱过了好几年，终于得到了一套房的回报。居住面积6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80平方米。
我一个小姨子在丽都饭店的幼儿园当老师，这个饭店是中国与新加坡合资的，对外饭店，好像是四星级。职工待遇比较好，她才20多岁，还是个普通的职工，都分到了一个小两居。塔楼。地点在望京南面，机场路边上。现在看位置也很不错。也是四环路外侧的边上。
妻子的大妹妹是校办工厂的职工，而且那个学校只是西单宏庙小学，丈母娘在那里当老师，所以学校是不可能分给她房子的。再说，这个校办厂1997年之后就承包给外人了，每个月给她几百元，不让她上班了。她丈夫是街道办事处下设的集体企业，针织厂，也很早就下岗了，什么工作都干过，包括出租车司机。他们家是哥儿仨，他父母有一间平房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面的胡同里，给了他，结婚后住在那里，2000年后，夫妻俩咬牙在东郊，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他们是一个女儿，等于以后也不用着急了。因为一般都是男方负责解决住房。
我二姐夫在北京市公用局煤气研究所工作，也分了一套二居室。三姐夫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当工人，实验室的，也在学校附近分了一个二居室。大姐夫是北京花丝镶嵌厂工人，大姐也是，夫妻俩1980年代就分了二居室。但是那个二居室是旧的户型，没有门厅，只有过道。
我二舅在银行工作，而且是1949年之前就在银行，那时候肯定是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傅作义起义，北京和平解放，他们属于政府，所以算起义人员。90年代中期之前，他在西城区金果胡同住平房，之后银行分房，他搬到了丰台区的蒲黄榆，三居室。不过那时候的楼房面积都比较小。没有电梯。后来他的第四个女儿在附近给她买了一个大三居，一层，有院子，可以种菜，不必爬楼，近似别墅，那套小三居就归了这个女儿，但是那三个姐姐很不满意。
这个女儿叫王欣，在银行工作，因为我二舅比较聪明，我大舅在银行的工作也是他给找的。小女儿的工作自然也尽量找银行的，她男人也是银行的。后来，2015年前后，他们的女儿我二舅的外孙女，大学刚毕业就结婚了，22岁，因为男方的父母也是银行的。这小两口也进了银行，一家子都是银行的，而且公公还是个小干部。王欣的大伯子就是她男人的哥哥了不起，是中信银行国安足球俱乐部也就是北京国安队的负责人，所以就有势力。他弟弟的女儿结婚都很排场，家里很有钱。我二舅那年也快90岁了，跟我吹牛：“我那外孙女家里别说有多少住房，太多了，不用说了，只说每个月交的物业费就很可观。”那个年月银行的工资很高，银行干部掌握着贷款的权力，那时候贷款非常紧俏，各企业都需要贷款，所以银行的人就很有势力，有势力就有钱，就有房。人家也机灵，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就结婚，甭问，孩子也少生不了。捷足先登。共产党的天下，许多事情根本没有公平性，就看谁脑子好使，见便宜就赶紧捡。现在不想生孩子的才是傻瓜！
但是我岳母比起他们就傻多了。她家2001年之前一直住私房，文革之前就开始住了，文革中共产党要求房主把房子交给国家，房管局管理。90年代，北京市的私房都要退给房主，但是因为岳母的单位没有房子，就拖着。1998年前后，最后一次分房，单位给了她一套在三环路附近的学院路的楼房，但是她嫌远，不要。她虽然订了报纸，北京日报，但是几乎不看，也不了解这国家已经取消了福利分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妻子那时候跟我交流也少，因为我被中国青年报打成待岗职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一般，我也没心情经常去岳母家，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知道的时候木已成舟。2001年前后，她退还了私房，西城区教育局给她18万元，这笔钱当时够交一个首付的。但是老两口也不买房，小女儿又买了一套房，就把丽都饭店分给她的房子借给父母住。他们就更不买了。存着这笔钱，吃利息。小女儿还夸她爸爸：“死攥着这笔钱，比猴还精。”但是共产党滥发钞票，房价飞涨，几年之后，18万元就连一个卫生间也买不起了。
北京人为什么基本上都会有住房呢，主要是商品房呢？这与共产党的政策有关。共产党一方面绝对不尊重人权，特别是不承认私有财产，后来承认了，但是不承认土地的私有权，这是最大的财产。地球只有那么大，中国的版图只会缩小不会扩大，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首都，地皮就更加珍贵。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有点尊重人权，就是保证老百姓的起码待遇，这具体到房地产，就是拆迁补偿。过去北京都是平房，最高的居民楼也就是6层，10层的楼全北京只有一两座。这样的房子容积率很低，开发商拆掉平房，盖起20层的高楼，就可以赚大钱。那时候房子不愁卖，将来肯定赚钱，现在没钱，银行会给贷款，所以政府、开发商对拆迁户是保障补偿的。补偿是三张方式：住房补偿，新楼房、货币补偿；货币加住房补偿。
如果你家现在住房面积多，人口少，就可以多给房子，多给钱；如果人口多，住房面积小，就多给住房，保证每个人有一定的面积，但是就绝对不给钱了，甚至拆迁户自己要再交点钱。
北京城基本上拆掉了80%，除了中南海附近、故宫附近拆得少点，别处基本上拆光了。有的地方甚至拆了两遍！我最近托我在北京的家人买衣服，我让她们到望京北部、五环路外侧边上的欧尚超市和台湾人开的迪卡侬体育商店去购买。这两个超市1997年之前还是麦子地，但是2021年家人就告诉我这两个超市都已经拆了。那就是要盖更高的楼！因为拆迁，老百姓就获得了住房，也可以留在原地，面积少些，甚至要自己添钱。也可以面积大，得到一些拆迁款，那样的话，就要往很远的地方搬。许多人就选择了远方。所以北京市内，原来的老北京人基本上没有了，民俗文化完全被破坏了。最典型的是大栅栏、前门附近的商业区、老住宅区，完全拆除重建，完全变了模样，即是所谓的修旧如旧，也是完全变了样，我曾经去过，想回忆从前的时光，很失望。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了，卖的商品完全不对了。外地的食品却非要说是北京小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