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媒体人江雪（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2年1月6日讯】她选择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闻业衰败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为彻底的新闻人角色中。
离开媒体，创业，媒体圈近几年频繁上演这样的戏码，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传统媒体的寒冬已经到来，悲观的人干脆宣判整个新闻业进入寒冬。
而对江雪这样的资深调查记者来说，她的理想仍然坚定，却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媒体的平台。在很多人离开，更多人焦虑、迷茫、蠢蠢欲动的时候，她也面临着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转型？
如今，江雪也离职了，也“创业”了。但其实，她选择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闻业衰败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为彻底的新闻人角色中。
今年6月，江雪创办的个人微信公众平台“雪访”开张，第一篇推送便引发媒体与公众关注，此后连续数篇文章，几乎每篇都能成为热点。
所有人都在说，时代已经变了。作为经历过传统媒体黄金年代的70后媒体人，江雪选择了新媒体，别人看来，她是在“创业”，可这种“创业”，前方并不会有融资或者广告投放等利益，反而要消耗个人积蓄，甚至可能给她引来麻烦。她说，自己不过是换了个平台，去守自己没被时代潮流裹挟的理想——记录这个时代。
在路上
甘肃省东南部一个小县城的午后，老人们围坐在与县委办公楼一条马路之隔的商城广场上，晒着太阳，闲聊，他们的年纪至少在60岁以上了，有几位杵着拐杖，衣着整体偏灰、偏暗，在行人来来往往的街边，整洁而体面地坐着，自成一体。
“他们会不会知道点什么？”刚拍完对面县委大楼照片的江雪突然停下来问我，然后步伐轻快地走向老人，找了个空当，坐下和他们聊天。
那天我们去寻访一位当年“右派”的后人。这只是她诸多计划之一。她的行程表上排好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地点，笔记本列满姓名，联络、寻访、书写。每一个选题，都意味着要在不同的地点辗转，见不同的人，而她手头还有好几个题尚未开始。“对我来说，不再是媒体机构要求我来做这个选题，而是我内心认为，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她说。
这是她从事了快20年的职业——作为记者，现在成为她的事业——作为一个离开媒体机构的独立访问者。早在2003年，调查报道繁盛的时期，江雪就和王克勤、陈锋、柴静等一道，罕见地被央视评为当年的“八大风云记者”。最近几年，她由记者转做评论部主任，并又做回记者。在华商报这份西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都市报，她一留就是17年。调查记者圈，生于西北并且始终留在西北的“名记”，她似乎是唯一的一个。
辞职后，有朋友劝她：你要创业就创业，不要去写一些敏感的议题。母亲有时候也会说，你不要忙着创业挣钱，要注意身体。
这种误解让她有些好笑：“不是说开一个公号真的就在创业。我其实并没有转行，我还是媒体人，只不过是平台变了而已。”
同行纷纷转型，做公关，或者创业，也有做公益的，即便留在媒体机构，也多半是管理层，即便仍在一线采编，像这样自费盈亏还乐此不疲的，估计也就她一人。
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她谈起那些选择离开的同行，“他愿意去探索新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媒体界如今花果飘零，但是一个真正的媒体人，也会带着他的价值观、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到其他行业，开枝散叶”，“如今媒体空间越来越狭小，媒体人再待着真的很难受。很多人也不愿意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也希望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是可以理解的”。
我说，也许有的媒体人转行是不希望被这个时代抛弃，他们觉得过去那种内容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了。
她很难认同这种观念，皱眉想了半天，说：“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想去赚钱，说直白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我这样说会不会有点贬损人家的创业激情？有些人确实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有一些人想要另外一种人生吧。反正我心里真的对创业什么的没兴趣。我不是因为别的，我愿意去研究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这中间还是有乐趣。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会怎么样？我的孩子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比较关心这些。”
她的好友、同为记者的王和岩提醒她：没有机构了，你就失去了保护。这个问题在江雪看来却并非核心：机构在保护你的同时也会限制你。而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所写的东西并非都很敏感，不过眼看着言论环境更坏，也只能“自己特别注意，尽量把握风险”。
对于这种矛盾，好友谌洪果曾建议：“做新闻是她最大的兴趣。我是觉得，做哪一个新闻，无所谓，为什么一定要做自己的满意的选题？我们搞法律研究，有时候也得切实实际，不能说想要的选题都可以做。但是她在这方面有时候有点倔强，觉得就是要自由自在，选题不需要别人的制约。”
“这方面她有一点点随性。”谌洪果说，“当然，她要是不随性，也不会去选择做那些有风险，媒体可能也不关注的选题。中国的现实环境比较残酷，在这种环境下做选择，坚持做一个记录者，需要一种很傻很天真的精神。”
做记者
江雪留着长发，第一次见面时，穿了一身深棕色开衫毛衣配上枣红围巾，就像她的笔名江雪所传递的——温和而充满文艺气息。不止一名见过她的人在文章里提到这种反差，他们没想过做调查报道的记者看起来会如此文静、内敛。江雪对自己的描述是：“不太激烈，但是比较坚定，不会轻易退缩。还算是个一以贯之的人。”
记者并不是江雪的职业生涯的开端，1996年，她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和许多毕业生一样，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她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不回老家，不进公检法。
“我的同学实习的时候就开始练酒量，出去要喝酒。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大盖帽,两头翘,吃完被告吃原告’。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地方格格不入，你让我去拉关系、去跟人喝酒，我难以想象这个事。”她笑，“如果那时候有死磕律师的话，按我的性格，说不定就去做了。”
一个更准确的描述是，她想做跟公益有关的事。谋生、逐利，这些事好像天然地不在她的兴趣范围之内。但这是日后才慢慢清晰的想法，在当时，她去的是一家国企，做法律顾问。
她记得，第一天报到，她在路边吃了碗凉皮，对面的厂房灰蒙蒙的，那就是她即将工作的地方。那天她就确定自己不会久待。一年半后，她便去了华商报。
华商报创刊于1995年，1997年改版，后来居上，成为西安报界的翘楚。江雪去华商报是1998年，正是报社最有生气的开拓期，也是整个传统媒体的上升期。
从那时往后，传统媒体有过一段黄金时代，那也是调查报道的黄金年代，全国各地的记者保持着联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时有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各家媒体同时出动，媒体人相互支持，很多禁令也是那样被冲破了。
江雪喜欢做记者，起初是因为这是一份靠写字挣钱的工作。此后，文学青年的那一面被渐渐打磨，法律人的底色逐渐显露——关注公民权利、弱势群体以及社会中的不公。
她成名于2002年的延安黄碟案报道，当时延安一对夫妻在家中看黄碟，遭遇警察闯入并被带走。江雪和同事对这件事做了持续半年之久的追踪报道和评论，这个事件本身也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焦点在于——公民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边界。
凭借那次报道，江雪获得《南方周末》“2002年传媒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以及中央电视台“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时隔13年，再次谈起“黄碟案”，江雪说，她有了些新的思考，“十年前，大家讨论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好多法学专家谈对警察权力的限制。当时对警察国家的批评，我认为还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过了这十年，警察权没有得到收束，反而有一种更泛滥的倾向，今年，你看庆安事件中警察开枪，明显能看到警察权力已经有放纵的危险，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对此不可能再有更全面的讨论了。”
她说，以前身处其中，不觉得那有什么，叫上同行、想方设法突破现场、突破禁令，在当时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几年传统媒体在体制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急剧衰落，公共空间愈发缩小，回想过去，才意识到那时候真的是黄金年代。
能做事的时候，要利用那个环境去做事
当事人拒绝了采访。那人曾经是热血青年，经历过被打为右派、同伴屈死的过去，现在人老了也过上了大体如意的生活，说：不想再提起过去的事。
对这种情况，江雪通常表现出理解以及耐心。她的忧虑藏在表面的淡定背后。“我其实很羞愧，我今天还坐在这里，没有去行动。”一次在咖啡馆聊天时，她突然说。这是她难得表露出内心的着急。
谈到过去，她时常谈起的是评论部两年的“痛快”。2011年7月，江雪由记者转做评论部主任。她希望的是：搭建一个凝聚本地和国内知识人价值认同的平台，尽可能地拓展言论空间。她觉得，在今天，对一家报纸的评论版来说，呼唤民主、法治，批判公权依然是最重要的职能。
那时西安乃至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不管有无禁令，她说自己“见缝插针，尽量去拓展边界”。从“7．23”动车事故到乌坎事件、北海律师案、南周事件等，她主持的评论都没有缺席。
在西北的这份报纸上，登过贺卫方、杨继绳、崔卫平、笑蜀、袁伟时等人的访谈。那个时候，她的好友，当时西安外国语学院新闻学院的院长王天定，和西北政法大学的“终身副教授”谌洪果常会邀请一些人去课堂给学生们讲课，这些内容会被江雪发到华商报评论版。“这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互动。”稿件往往要删掉一些东西，但她会去争取，尽可能保留更多。
碰触一些禁忌的议题时，江雪会受到由上至下传达下来的压力，时不时的，也会有人给一个暗示，各种各样的暗示，提醒她“注意一下”。
2013年7月，她接到了指令，以后不能再去谈那些民主法治这一类议题，“你可以谈论菜篮子这种民生议题，为什么去触碰那些？”然后，她辞掉了评论部主任的职务。
就在几天前，12月17日，最新的消息传来——华商报宣布解散深度新闻部。这同时意味着在江雪离开后，被并入深度新闻的评论部也一并解散。对江雪，这意味着她迄今为止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她曾是在深度新闻部做了10多年记者，又在评论部担任了2年主任。现在，这两个部门都不复存在。
“为什么不把媒体仅仅当做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业余做自己想做的事？”
江雪想了下，说道：“其实媒体人受体制的影响是最大的。有时候它会逼到你跟前来，你必须做出选择。艺术家、律师、记者，都是这样，你要有个态度。我也不是一个多勇敢的人，但我会衡量，为了自由，为了独立表达，我愿意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比如缺少固定收入这样的代价，是我能够承受的。如果因此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我觉得是值得的。如果要养家糊口的话，那做点其他事也挺好，比如开个小面馆？”。
念念不忘
现在，江雪拿着笔记本置身人群里，她依然像记者一样倾听，像记者一样提问、记录，她的穿着、言行还都是记者。自1998年入行，她已经做了10多年采访，在她的工作状态里，专注、耐心，驾轻就熟。除了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新闻机构，她所干的毫无疑问仍然是记者的活计。“其实我觉得我压根没有转型，还是一个记者，还是在路上。”她说。
做“雪访”后，第一篇，她写的是阿潘，一位知名维权人士的妻子。阿潘探望丈夫时，江雪陪在一旁，她说，最初是出于道义上的情怀，想陪着阿潘走一圈。后来她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成了“雪访”的第一篇文章《阿潘探夫记》。
从春天到夏天，她来探视的日子，天空大多数是蓝的。可也有几次，是那种灰，沉闷、空旷，让人心往下沉的灰，她都记录在Ipad里了。
她也拍下了玉闪送她的花，那是他从“号子”到会见楼的路上，偷偷在路边揪下来的。共有6次，阿潘收到了，是那种小小的、长在路边的黄色雏菊。最后一次，被押解的警察发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花了。
她接着写了另一位妻子，律师浦志强的夫人孟群，名为《一个妻子的这一年》。
孟群比丈夫小两岁，也是大个子，1米72。她的丈夫，人称“大个子律师”，侠义纵横，在49岁这年，迎来了这场“几乎是命定的”牢狱之灾。
40多年前，孟群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那时正值“文革”，当中学校长的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去看望他，一路走着，一边剥花生，到了，花生也够一碗了，给父亲煮了吃，然后再回来。
她出生了，父亲起名“孟群”，说，就当群众，其他啥也不当。结果组织上来劝父亲，让改掉这个名字。父亲没改，“孟群”这名字就一直叫到今天。
如今，每个月，她也和母亲当年一样，要穿过偌大的北京城，去原本陌生的地方，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
2013年，老浦的养母去世。之前，养父和生父都已去世了。在尘世间，他就剩下了这生身的老母亲，所以也格外珍重孝敬。
去年5月，他被抓走，大家都瞒着老人。直到有一天，老母亲看见央视的焦点访谈上，提到了一句他的名字。老人就知道他出事了。
大哥、二哥都来了。大哥也已经60多岁，有高血压、冠心病，担忧着弟弟，身体最近越发不好。都问孟群：最近见过志强吗？可又都知道，除了律师，家属是见不着的。孟群也已经一年四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
大家并不怨他。外甥们，侄儿们，说起来，都为他自豪。
……
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要回北京了。临走，孟群把一串念珠挂在老母亲的脖子上，安慰说：“想儿子了，你就好好念佛。等着他。下次我们一起回家来看你。”她的平静让家人心里也仿佛有点底了。
以一种感性的、故事的方式而非简单的事实罗列，江雪呈现了两位妻子所身处的环境以及精神状况。这两篇可能是“雪访”转载和点击率最高的文章了，部分由于所涉及人物的敏感性。你几乎不可能指望在国内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这就是没有机构的好处。如果供职于媒体，我无法把这些真实发生的小小的历史片段，变成选题。”她说。
最近一篇是列宁传记的中文译者田保荣，一个囿于题材而迟迟无法出版译着的故事。即便讨论这样严肃的话题，你也能看到这种非常江雪式的细节：
2015年10月，田保荣静静坐在自己那间只有六七平米的书房里。窄小的书架最上头，是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他们都穿灰布棉袄，母亲嘴角紧闭，父亲留稀疏的山羊胡子，眼神淡漠忧郁。他的爷爷，没有留下照片，“长相大约是和我父亲一样的。”
他们，就是那些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卷裹着、如落叶般平凡的人。在革命后，又经历了大饥荒、文革等所有的苦难，在今天，在相片里，静静地注视着儿子和他不能发表的书。
她做“雪访”，按着自己的兴趣先做，然后问问媒体是否愿意发，写浦嫂那篇，首发在亚洲周刊上，稿费算下来只够她的差旅，大部分时候这些选题找不到发表平台。近来国内兴起了几个非虚构写作平台，她拿“大饥荒和右派”的题去问，对方表示“太敏感”。她在微信文章后面添加了打赏功能，二维码上清淡地注上：“独立写作，请长按二维码随意打赏，谢谢！”离开媒体的这大半年，基本靠多年工作的积蓄支撑，“没什么像样的收入”。
“江雪对文本的把控能力，她的多年业界经验，加上业界人脉，可以让她在这样一个时代摆脱对媒体的依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倒觉得她可以做这种尝试，试一试说不定也能做出来。当然肯定会很辛苦。”她的好友、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说。
他建议江雪更加关注底层、弱势、草根的东西，也更加熟悉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方式，比如试着众筹。“从朋友的角度讲，有些选题我不主张她做。但是如果撇开这个层面，她做的这些选题，我都是认同的。”
采访结束后，江雪在微信上发来一段文字：“今天想，自己要做的，就是为真实再垒一块砖吧。这是一个记忆面临着强拆的年代，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因为有意无意的屏蔽，人们的健忘，民间话语权的匮乏，被呈现出来的真实太少了。”
那之前，我们曾多次谈过现实，谈论生计、前途这些对一个媒体人或者对从事任何一个行业的人都相当重要的话题。“现在可能就养活自己是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解决，就没有什么迷茫了。”她迟疑着，然后很快消解了忧虑，“也许自由就是要有一点清苦。”
她更喜欢提起的是这样的场景：
12月22日，冬至。早晨8点，江雪下了到达西安南站的火车，坐上摇摇晃晃的县城公交，回家。她刚从四川内江采访一位右派老人回来。“采访完，我给老人深深鞠了一躬，我此前从没有这样过。因为，这位老人，当年是为我的家乡人痛陈苦难，才蒙狱20年的。”江雪说。
她说，那一刻，心里有一种很热很热的东西，让她几乎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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