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交车（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月14日讯】（接上文）二十一、为了房子，我索贿、诈骗，当奴隶，还学习怎么样当“中央政治局常委”
我母亲王碧波特别伟大，机智。1936年她考上了河北省国立高级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管分配，可以当纺织厂工程师。但是第二年日本就打了过来，学校的设备都被抢走了，她也失学。但是她后来就是吃不上饭，天天挨街道组长和红卫兵的打骂和批斗，也热爱学习。文革中教我学习汉语拼音，这样我学过3次汉语拼音，我现在拿起词典，几十秒就可以查到想查的字。我母亲要是活着，今年已经102岁了。那个年代的家庭妇女就没有会汉语拼音的。字是音、形、义三者的集合体，不会汉语拼音就是半个文盲。而我们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毕熙东都不会汉语拼音，所以不查字典，经常写错别字。我这个奴隶校对要是没给改过来，就骂我，说我故意害他。
毕熙东和中国足球报主编杨迎明可能学的是老式的汉语拼音——看起来像日文。1963年以前，中国的中小学都是使用老式汉语拼音。我是1964年上小学，所以学的是新式的。我三个姐姐也是学的老式汉语拼音。所以毕熙东杨迎明后来都不会使用电脑写稿，因为无法使用自然码输入汉字！我母亲会拉丁字母表示的新式汉语拼音。这个方案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创造的。毛泽东亲自问周有光为什么要使用拉丁字母，周有光不回答，问了3遍，都不回答，毛泽东只好采用了周有光的方案。他活了112（1906-2017）岁！
所以我从母亲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执着，坚韧，不放弃不抛弃，坚持到底，坚持到胜利！
我记事儿起，我家就住一间房子，5口人，我爸爸要是从劳改集中营回来探亲，就是6口人。探过两次亲。1967年我们被轰到农村又回来，街道的红卫兵先给了一间大的房子，但是让镇革命委员会的干部换了，8.3平方米，我们5口人躺下后，每人平均1尺多宽，必须像饭碗一样朝一个方向扣着，不然就躺不下。据说，共产党的拘留所都是这样。所以，我后来立志要住大房子，要住随便翻身睡觉的房子，这是我第一个理想。第二个理想是要接受大学教育。我的第三个理想是在中国青年报培养出来的，就是要写稿。当记者写稿，就是流亡海外，共产党拿死亡和监狱威胁我，我也要写稿子，使用我母亲曾经教我的汉语拼音在电脑笔记本上写稿。1990年她去世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见过电脑。
还说房子。我1984年是因为没有房子，结婚是借住在二姐家。他们搬到自己盖的小屋里住。我们的家具也没处放，存在工程公司的工棚里。他们催着我搬走，我就去中国青年报上访，接待的正是我同学高建国。我们在北师大中文系上课，经常见面，我们是在一个阶梯教室上课，6个班，300人一起上大课，所以不知道他是中国青年报的。我是知道有6个人是中青报的，包括罗志军、毕熙东、景星、张凤山、聂北茵和高建国。但是我和他没有说过话。对不上号。因为这个最后我进了中国青年报。主要是群工部主任尤畏，觉得我从小受压迫，进了群工部，就会为老百姓说话，打官司。他也是挨过报社多次整，体恤民情。去年他去世了。我来美国之前去了他家，说我要去美国。他特别支持，说报社国际部的老主任一退休就去了美国，已经30年了。
1985年进报社，1990年在东直门外西香河园6号，报社的宿舍院子内分了一间小平房，10.5平方米。3口人。离报社1000多米，至少不必每天往四五十里地之外的通县跑了。我那时候非常刻苦，写稿子看书，发表了很多评论，不只是在本报，而且满处投稿。还开始翻译英语文章，学英语。
好景不长，90年代初，群工部撤销，我就第一次待岗，但是我就是不走。哪里也不去，1997年，全国政协委员徐祝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任照同志就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阳区武装部房子的居住权。我就分到了一个二居室。那一年我已经40岁。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希望一结婚就有房子，生孩子不造成生活水平下降，是很天真的。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是共产党统治下的草民，又不是红二代，凭什么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啊？
群工部后期，我们就经常听到要解散要撤销的消息。我就有点心理准备。也为了钉在报社里不走，做了一点实际的事情。比如我为体育部写稿子。最早接触体育稿子，是因为1986年甚至是1985年去河南登封采访。1980年电影《少林寺》上映后，引发全国青少年的学习武术高潮，很多中小学生不上学了，跑到登封县境内的少林寺学习武术，文化不要了，家长纷纷给报社来信，我们群工部是从不能放弃文化课的角度去河南采访。因此认识了河南省体委武术处的赵国华和体委主任张耀庭。香港摄制组70年代末去登封拍电影的时候他是县委书记，给与了大力支持，电影大获成功，他就升为省体委主任，最后是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武术院院长。
以后几年我也去过河南多次，就顺便写了一些武术方面的稿子，还接触了武术散打。2008年我揍倒毕熙东实际上是使用了武术散打的技术。他小时候爱打架，但是没有从国家队、省队那里学习散打技术，我的技术还有中国武警散打队的传授呢。
写稿子就要发表，就要求着体育部的人。当时体育部主任是毕熙东，副主任是马年华。找主任发稿的话，他们架子大，驳回了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老三只恒文虽然没有官职，但是可以发稿子，因为毕熙东是用老三整老二，架空老二，估计现在习近平就是跟毕熙东学的这一手。当然习总书记是不会承认的。那多没有面子！习总书记也有创造，是自己兼任十几个小组长，以此架空国务院总理。
只恒文很难缠，从一认识，就觉得这个人与一般的编辑不一样。他二十四五岁就结婚了。他是山东的，与一个北京姑娘结婚了。就有了房子，就不在报社的集体宿舍住了。这是很少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结婚晚，何况也没有房子。现在分析，可能是他爸爸和女方的爸爸是老战友，指腹为婚。他老婆我见过一面，很丑很胖，也就乐得她爸爸的包办。只恒文也很丑，驴脸，就是很长的脸。还有点瓦刀脸，就是下凹。
有一次我又要去河南采访，只恒文找到我，说：“你这次去了，找一个武术学校，要点钱，就说不然发不了稿子。”我也不能不答应，也不能空手而归，后来就跟一个武术学校的校长说了，那种学校都是私人办的，也希望报社的宣传为自己增加影响力，增加学生，就给了600多元。那时候，也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了。我全给了只恒文，他说要和体育部的人分。其实依照我后来对他的了解，他肯定是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是我的索贿经历。
还参与过一次诈骗。90年代初，有一个《中国人才报》，几经周折，后来归属国家人事部（部长是胡锦涛的继任者，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但是报社的经营状况一直不好，亏损经营。报社就聘请了一个骗子，搞汽车拉力赛。无论是卡车还是轿车，只要出报名费就可以。组委会承诺在比赛过程中给与大力宣传。所谓的比赛，就是从海口出发，一直沿海向北开，到达辽宁后再返回北京。最初的新闻发布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活动是中国人才报和中国记者协会联合主办。记协的副主席是唐飞虎，中国青年报的老记者。这个活动的关键是要取得公安部公路管理局（好像是这么一个部门）的批文，这样就能畅行无阻，而且所到之处警车开道。各地区警车接力。因为体育部主任毕熙东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拿了一个大红包，所以就要派人去。但是要跟着车跑多半个中国，很辛苦，体育部没人去，他就找到了我。我不能不去，要是那样，得罪了他，以后就不好办事了，何况我还想撤了群工部，来他这里呢。
果然受了很多罪。到达浙江境内的时候，骗子们还把中国记协的代表，一个处长打了。处长就离队回北京了。我们也觉得很辛苦，也提出回北京，骗子们就答应了。给了我们每个人800元钱。算作辛苦费。大骗子说，可以给1000元，但是他特别喜欢“八”这个声音（因为广东话的八，是念“发”，发财嘛，吉利），就给了我们每人800元。中国记者协会是党中央联系记者的纽带，他们就是这样做桥梁的。车队最后回到北京，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胜利闭幕仪式和发奖仪式，毕熙东自然又去了，又是一个大红包。
开始毕熙东让我把稿子给经济部，觉得汽车拉力赛不是体育，也确实不是体育。我跟经济部副主任王安说了，他是著名的经济记者。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今年97岁，还活着）的女婿。任建新的女儿任红是经济部主任，比他大几岁，90年代已经结婚有个儿子，王安非追不可，甘愿当小三儿，男的小三儿。就离婚结婚了，后来生了一个遗传有毛病的女儿。王安说：“你去采访，搞清楚办拉力赛怎么挣钱，将来我也办一个。”其实他让我写一个批评稿子。那样的话，1999年我就只能自杀了，因为就是临时性的校对的活也没有了。所以中国也就根本不可能有记者，生存都不能保障。毕熙东后来问我稿子给没给王安，我说了王安的观点，毕熙东说：“那还真要慎重。”他也知道这样的话，他的丑行就败露了。我后来只是发了一个200字的短消息。
后来王安还是抓住了中国人才报的小辫子。这家报纸为了多收广告费，搞了一个双报事件，就是同一个版次出两个广告版，两个商家都以为自己是独一份的。事情暴露后，报纸解散。王安后来搞经济蓝讯周刊，批评了国务委员李贵鲜。副国级，仅次于张高丽的人物。上边要查办，但是徐祝庆也不敢处分，就是催他调走。一次在食堂，我还听见徐祝庆问王安：“什么时候调走啊？”王安后来去了中国保险报。
毕熙东不承认我是他同学，大约2003年，夜大同学举行同学聚会，他去了，不通知我。我也就不知道。没去了。要是去了，他怎么解释对我的迫害呀。可能是因为这次诈骗，群工部解散后，他才决定让我去体育部帮忙。几年后，王长安自杀了，宁光强找到他，他才让我去青年体育报当临时性的校对。
以我的经验，不能轻易换地方，更不能辞职，那年头，邓小平挥手，全民下海，但是很多人经商失败，最后也离了婚，年老多病，50多岁，就失业在家，每天喝点便宜的劣等酒，最后一个人孤独地死在家里。甚至出租屋里。我被毕熙东迫害最痛苦的时候，也跟我小学时期的同学王双起说过，他就劝我辞职。2007年我恢复上班，也买了房子，他又说：“你占的地儿好。你毕竟没有离开这个地儿。”就是说我毕竟是在体制内。但是当时要是听了他的馊主意，就全完了。所以大主意要自己拿，别人可能会害你。
2000年春节中王长安自杀，之后，办公室主任宁光强找到毕熙东，要求他让我去他那里。几天后，毕熙东约我在报社6楼的咖啡厅见面，说“你去我那里当临时性的校对，不是正式的，我没钱养活那么多的人。”报社投资，他只是中层干部，不存在自己出钱养活我的问题。他这是较劲，有意迫害我，也是记仇。
1999年9月，报社让他带人办青年体育报，报社这边已经宣布全员解聘，全员竞聘。体育部的人，严涛、尹家和、只恒文跟着他，编务恩丽红跟着他。剩下了马年华、曹竞、陈小川的姘妇刘静和王长安。这之前的几年都是我和王长安轮流上夜班，编辑体育版。我觉得自己留在这里就完了，马年华也没跟我说他另外找人替我。
一次，只恒文在大家都在场的情况下，隔着很远，在办公室问我去不去青年体育报。我因为此前毕熙东给大伙买了手机。轿车，我什么也没有，对他很不满，就借机发泄：“不去，他老爱骂人。”这些人全是毕熙东的耳目。只恒文就要的是这种效果，我上了当。
因为毕熙东这个人志大才疏，什么事情的细节都处理不好，写稿子也是，差错百出。那时候在社会上，读者中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就更牛逼。到了什么程度？一次他和老婆李荣华来报社办公室，进不去，因为钥匙在他的公文包里，不知道是哪个兜。李荣华替他找，一时找不到，他就骂：“谁他妈设计的？那么多的兜！”那一年北京的电话号码升为了六七位，还不到8位数字。他每次拨电话都摁错了。编务恩丽红这种情况下赶紧从他手里拿过电话号码本替他拨电话。
尹家和的性格与毕熙东类似，严涛文化太低，只恒文认为这些人毕熙东都指望不上，而办一张报纸需要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他觉得自己和我有这种能力，就怕我也去毕熙东的手下。这样一问，我不去了，而且让毕熙东知道，以后想去也不要了。毕熙东就只有他一个人可用。果然，报社后来聘用他当毕熙东的编辑部主任。而此前多次讨论他以后的出路，他都是找我私下谈。
2000年3月，青年体育报已经出版了第一期，毕熙东也没有通知我去上班，还是我找到他，他才说“你来吧，在建达大厦”。他会使用这样漫不经心的方法显示自己的权势。群工部解散，周志春让我找他去体育部的时候，毕熙东也是这样做的。不具体约定时间，非要随机碰上我的时候再说。他又不是天天上班，即使上班，也没有准点儿，我就要多次找他，等他。那时候报社编辑部大楼要装修，群工部的办公室也没有了，我这个丧家之犬就像要饭的，天天等着他。到处找他。
一张报纸，就像一个国家！中国青年报的版面分为新闻版和副刊，部门按照行业划分，每个行业会给这个部门的记者、编辑好处。这个部门写批评稿件就手下留情，甚至不写。这些行业会发广告稿件，美其名曰“软性新闻”。发了，也给钱给礼物。
徐祝庆那一年取消了群工部。其实就是群工部还很廉洁，不是按照行业划分，是为老百姓说话，受冤屈的老百姓那里有钱送礼啊。
体育部那一年的版面增加了很多，除了新闻版面，还有几个体育周末：休闲娱乐、健身、国际体育。因为当责任编辑动辄得咎，毕熙东横竖都要骂，谁也不敢干。休闲娱乐给了我，本来是给马年华的，但是毕熙东刚刚打过马年华，他赌气不干。国际新闻给了《青年参考》的高鑫诚，健身给了尹家和。他是毕熙东的亲戚，毕熙东不骂他，不真骂。
每编一个版面有固定的编辑费，比如100元。但是毕熙东说：“我不能全给你，我的人还没有活干呢，全给了你，他们要骂我。”他就扣了一半。本来是他们不干活，反而变成了我抢了他们的活。我就被扣了一半的编辑费，也就是奖金。本来马年华是这个版面的编辑，钱都会归他，毕熙东不会扣他的；我干了这个活，他就少挣了钱。他就记了仇。
还有一次，毕熙东对我说：“这个月的奖金发亏了，你的先交回来，重新发时候再给你。”400元给了他，此后也没了消息。我也没敢要。那样的话，他就更要报复我。
只恒文就喜欢登广告稿子，报社这边拿稿费，那边还要给一笔大钱。那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许多的广告公司，某单位要是办活动，可以把钱给他们，他们再找记者发稿子。这是只恒文的最爱。一次所谓的劳动，挣两笔钱。他的稿子一般都是健身方面的，应该给尹家和，但是他都是找我。我的版面侧重体育文化和娱乐性，他的稿子不适合我，但是非给我。我的好稿子，毕熙东经常骂。甚至当面给广告处打电话，要一些广告稿子占版面，把我组织的稿子枪毙。可是只恒文的烂稿子他从来不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