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乱起，劈面刮来一阵腥风血雨，十几岁的我才开始体验到了“年年难过”和有家难归的苦味。（网络图片）
“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这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重庆流传甚广的一幅对联。短短的十四个字，道出了小人物们在动荡纷乱的大时代中的满腔辛酸与无奈。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我还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人，只是从直觉上喜欢它。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文革乱起，只有十几岁的我刚刚踏上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劈面刮来的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开始体验到了“年年难过”和有家难归的苦味。
六七年的大年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也是疯狂的红卫兵们“横扫四旧”之后的第一个年关。报纸上和电台里充斥着“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口号，可是城里的大街小巷中却看不到半点往年那种热热闹闹的过年气氛。斗红了眼的各路造反派和保守派们忙于夺权武斗是无暇过年，而那些半年来被当局和红卫兵们整的家破人亡的黑五类门则是无心过年。
那时我们家住得是父亲学校的家属院，邻居们大多是教师和他们的家人。臭老九再加上教师，正是文革初期重点打击的双重目标，自然也就成了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们肆意打骂侮辱的对象。记得那一阵子，每到了深夜，院子里总有不知谁家屋子里传出来的压低了的嘤嘤哭声。以前那些每逢过年总爱凑到一起打灯笼放鞭炮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如今一个个都像小耗子一样躲在各家的角落里不敢出来了。
年关将近，那些侥幸暂时平安的人家大多是在门口贴上一副大红的革命化对联。上联常常是“听毛主席话”，下联是“跟共产党走”，横批则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了这样一副红色对联把守大门，人们心底里的安全感似乎一下子增加了不少。接下去就是老少三代纷纷出动在寒风中四处排队，用平日里小心翼翼存下来的粮票、肉票、油票、豆腐票等等大肆采购一番，最后全家人围坐在那一间——大多人家也是唯一的一间——轮流作为厨、卧、客、餐、卫使用的房间里悄悄地吃一顿年夜饭就算是过年了。可怜的是，我们家过年连这样一顿团圆饭也享受不到了，而大门口被红卫兵们贴上的则是白色的对联，因为父亲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父亲和所有的师生员工一样，没有了寒假，每天必须到校参加“运动”，过年也不例外。那一段他每天带回来的都不是好消息。先是隔壁的陈老师因为揭发右派丈夫不积极被关进了牛棚，再就是过去常到我家来串门，最喜欢和父亲一起下棋喝酒唱京戏的郭老师突然成了更可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全校批斗大会上被当场逮捕，戴上手铐押进了监狱。郭老师是父亲多年的好友，相貌堂堂，留有一缕雪白的长髯，颇有名士风度。他不但国文教得好，还是我们这个大院中的孩子头。过去每逢过年，他总爱领着我们一群孩子抖空竹，放鞭炮，高兴起来还会跳进院子的中央，把一根竹竿当成宝剑舞得呼呼有声。每逢此时，他那上下翻飞的白胡子常常会引起大人孩子们的一阵阵笑声。
郭老师被捕之后，父亲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们每天饭桌上的谈话内容，也少了他常和我们兄弟谈论的唐诗宋词和托尔斯泰，八大山人等等。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问起郭老师被捕的原因，他却一反常态发起火来，还大声地说，“小孩子别乱问。”
后来我听见他压低了声音告诉母亲，“老郭他只不过是在斗争会上背错了一句语录。”
真是人间祸福难料。郭老师在监狱里虽然没少受罪，但却躲过了随后一段更加血淋淋的武斗和红卫兵们的种种更加残忍的兽行。好几年后他终于被放出来的时候，人瘦得皮包骨头，胡子也几乎掉光了，可他毕竟活了下来。比起大院中的许多老师来说，他的结局还算是幸运的，这都是后话了。
六七年的大年三十那天，一大早就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天冷得出奇，屋檐下面冻结的冰柱有一尺多长。天渐渐暗了下来，街上开始有了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可是父亲还是没有回来。母亲一向胆小，此时更加坐立不安。父亲早上出门的时候说是去参加政治学习班的，按理说早就该回来了。不忍继续看着母亲苍白的脸和满眼惊恐的泪水，我自告奋勇，到学校去打探父亲的消息。
顶着漫天风雪，我吃力地蹬着自行车向前蛇行，身后的雪地上是两行长长的扭曲了的轨迹，像麻绳一样，似乎要把这充满了苦难的大地紧紧地绑住。
父亲的学校是一座巨大丑陋的红砖楼房。我刚刚把自行车在大楼拐角处放好，就看到不远处的雪地上围了一群人，昏暗的路灯下看不清他们在看什么，我只听到有一个挺熟悉的小女孩的呜呜哭声从人丛中传了出来。
我使劲挤进了人丛中，不由地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不是隔壁的陈老师吗？她满脸是血，侧卧在雪泥之中。要不是先认出趴在她身上哭个不停的小英，我真不敢相信这个血肉模糊的人形就是一向那样文雅矜持的陈老师。我也忘记了害怕，正要再往前挤，一只大手从后面揪住了我的衣领，我急忙扭头，看到的是父亲那一双冷峻的眼睛。我乖乖地随着他离开了人群，忽然发现他走路很奇怪的样子，似乎右腿上受了伤。平日里他走路很快，此时却一拐一拐的，可是我一句话也不敢再问。
正要推自行车的时候，父亲突然生气地问我，“下这么大的雪，你跑到学校来干什么？”
“今天过年，你——你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妈妈不放心，还一直在哭，我就来找你——”我嗫嗫喏喏地回答。
父亲没有再说话，只是用粗糙的大手不停地抚弄我的头。我推着自行车走出校门，正要让父亲坐上后座，传达室里出来了一个女人，冲着父亲恶狠狠地吼道，“你明天早上八点准时到校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不许迟到！”
我认出她是住在大院里的魏德红，学校政工组的成员。她背后打开的门里有人正在大声打电话，“——对，对，我是红旗中学的文革领导小组——今天我校有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畏罪跳楼自杀——下一步？人死了，当然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我们正在积极准备明天扎个她的稻草人继续开大会批斗——”
父亲没有答话，大门外此时涌进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被人搀扶着，只见她泪流满面，口中还一直念叨着什么，我却听不分明。忽然间小英从人丛中跑了出来，一把扯住老太太的衣襟，呜呜咽咽地哭诉道，“姥姥，我妈妈——妈妈她——”
不能再听下去了，父亲拉住我的肩膀，我们在混乱中挤出了校门。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到了公路上，让父亲坐在后座上，我先是推着自行车前行。走了一会，想到妈妈大概早就等急了，我忍不住骑了上去。谁知道艰难地在大雪中没骑出多远，“咣”地一声前轮撞到了埋在雪堆下面的一块大石头，我们父子俩人一起从车子上摔了下来。
“你摔疼了没有？”父亲挣扎着先爬起来，不顾他自己的伤腿，一面为我拍打着身上的雪泥，一面问道。
“不——不疼。”我拚命忍住眼泪说道。我并没有摔伤，可是我真想大哭一场。为了什么？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啊？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不停地用手抚弄着我早已冻得通红的脸蛋。扬起脸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里似乎有两朵小小的火花在闪烁。再往上看，朦胧的夜空中不时有几道刺眼的红光闪过，接着是一连串沉闷的鞭炮爆炸声传了过来。过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