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同仁医院(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2月8日讯】1958年我父亲、画家郭笃民被打成右派,押走劳动教养。我那年8个月大,就成了右派子女,黑五类。文革中,毛泽东搞红色城市,红卫兵积极行动,打了我母亲王碧波几宿,上半夜红卫兵打,下半夜他们打累了,就让这七八个黑五类坐成一圈,前面的人抽后面的人嘴巴,自相残杀。天快亮了,找点脏水让他们喝了,给他们脸上抹上红色颜料,使他们更像牛鬼蛇神,之后让他们去扫街。几天之后,这些人就都乖乖滚到农村去了。不然就折磨死了。现在习近平还是很人道的,没这样搞,毕竟习仲勋当年也受过这种罪!
因为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我没少挨打,直到1970年代后期,情况才有了改变。
即使这样,我也总是努力出人头地,不甘心做最底层的人。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上过少年体校,短跑中长跑都练过。1974年还参加过县中学生运动会110米高栏比赛,就是30年后刘翔擅长的项目。1975年,北京市搞农民运动会,我们这些参加过少年体校的插队知识青年自然成了主力。我们通县代表队的4×400米接力获得第一名,我是队员之一。北京市体委自行车队教练为了选拔队员,现场观看了比赛,选中了我,不久就让我去北京队集训。
1974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德黑兰举行,北京选手,孙某某,代表中国队参赛,获得了172公里的公路自行车比赛第一名。当时北京队是国内的强队,所以很重视。在我进队之前,刚死了两个队员。那时候中国运动员没有头盔,是戴橡胶条做的帽子。这两个队员在公路上高速骑行时,摔倒,头部磕在马路牙子上,正好没有胶条的地方与坚硬的马路牙子接触,所以丧命。我们这批新队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了运动队。
我们和其他队的运动员一样,都是吃住在先农坛市体委体工大队的小楼里。据说马拉松、竞走、自行车是所有项目中最累的。我们队的老队员有几个就是老病号,不训练,就在队里养着。他们因为大运动量训练,尿血,肝功能异常。因为特别累,自行车队的队员主要从农村选拔。我们如果进行公路训练,就是教练开摩托车带着,队员骑车跟着。北京天津往返,中间不休息。放松训练是骑车去西郊的颐和园,往佛香阁上面跑,十几次,之后骑回到南城的先农坛大院。一次训练完,浑身湿透几次,脸上带盐花儿。出汗太多,汗水中盐分留在了脸上。那是1976年三四月份。冬春之交的时候。还很冷。老队员说,要是北京天津往返,结束的时候,双腿都不听使唤,不会自己下车,只能让车倒了,自己摔在地上。我还没有坚持到这么大的运动量,就被淘汰了。因为我从小营养不良,大运动量之下,我的体能就不行了。而且这次集训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左膝髌骨软化。
之后我还是回到村里种地。1976年12月,返回城里,安排到北京市第二商业局日用杂品公司炊具批发部,通县铸锅厂仓库,当仓库工人。地点还是小潞邑,就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只是不种地了。这个工作当然很不好,因为我是右派子女,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两个月,右派也没有平反呢。当时,城里已经缺少工人,京郊农村的人口过剩了,就有了农转非,就是农民转成城市户口。我们一起去的6个人,其他5个人都是农民。共产党就是这样整我。那年我19岁。42岁,中国青年报和毕熙东李大同接着整我。一直到现在!
小潞邑离通县县城十几里地,骑车上下班。总觉得左膝不受力,就去双桥老太太罗有明骨科诊所看病。那个老太太是个传奇人物,据说手艺是清朝宫里面传授的,很了不起。传说一个人腰不好,行走困难,就去老太太诊所看病,老太太看了一下说,你的腰没事儿,可以回去了。病人觉得大夫太马虎,糊弄自己,但是也只好离开,转身出门的时候,老太太飞起一只小脚,揣在那病人的腰上,就听嘎巴一声响,那病人的腰一下子不疼了,行动自如了。他回过身来问怎么回事。老太太说:“你的腰如果被按摩,你会较劲,就没办法治疗。我让你转过身,趁你不备,踢一下,就把那个地方纠正了过来,所以你的病就这样治好了。”病人十分感谢,万分佩服。
老太太收了很多徒弟,包括很多军队的医生。那个年头,邓小平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医院一切以赚钱为中心的指示还没有出来。所以,医院还是很重视学习医术,不像后来,只是买进口设备,动不动就让病人上设备,就要花大钱。骨科按摩也没有了,就是打封闭。针灸也没有了,反而是美国有,韩国人开的诊所有。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的破坏是全面的!
去老太太诊所看病,要半夜起来骑车到那里,排几个小时的队。天亮后,8点了,慢慢等着叫号,进去看病。我进去时,是一个老太太的徒弟给我看。好像是部队的实习医生。我说了病情,他随便检查了一下,说,办法就是一个,去掉髌骨。
我当时有点傻了:这么年轻,就要把髌骨摘掉,将来会不会有麻烦?大夫说没事,好像我要是答应了,很快甚至当天就可以做手术。我虽然只有20岁,但是头脑也没有发热,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还是先别着急。就回家了,事后再三思考,还是决定宁可软着,酸疼着,不能使大劲儿跑步打篮球,那也不摘掉髌骨。
我就第一次避免了当残疾人。不然,45年前,我20岁的时候,就是瘸子了。以后身体会越来越差,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间了。
大约3年前,我在美国北加州的一个旧货店里,看到了一本少年科普读物,人体的构造。讲到人的骨骼是10年完全换一副。旧的完全被新的代替。我这时才想起自己的髌骨为什么后来就好了,不疼了,因为换了四五副骨架了,那副软化的髌骨早就被淘汰了。要是我当年听了那个解放军实习大夫的话,去掉了左膝盖的髌骨,以后就没有机会自我更新了!中国人就这么傻,就知道阶级斗争,毛泽东习近平都是大胖子,哪天就不半身不遂。
又过了40年,2016年,我又是经常打篮球,一次打三四个小时,
右膝盖也经常肿,就是里面有积水。就去望京医院看病。那个大夫让我把半月板摘了。说只要我愿意做手术,他可以帮我联系最好的大夫做手术。我之前当过篮球记者,知道有的运动员是做过半月板切除手术,好像北京队的焦健就是。他还打过国家队,在战胜韩国队,中国男篮进军奥运会的关键一战中立下奇功。但是我觉得自己不是专业运动员,年纪也不小了,犯不上再受这种罪。所以尽管那个年轻大夫费尽口舌劝我,我也没有同意。要是同意了。我就又是瘸子了。
这之后,我还是在这个医院做了静脉曲张手术。差点儿死了。现在回想这些事情,我觉得要是做了半月板摘除手术,可能自己也会丧命。因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比知名运动员,他们有队医、体委监护着,医院和医生不敢乱整。老百姓就不行了。没有人监护,上了手术床,一打麻药,就只能任人宰割了。而且还要自己掏钱。
来美国之后,有一段时间经常去旧货店,里面卖旧书。有很精美的大百科全书,少年版的,讲解各种知识,城市构造、地理,人体结构,卫生知识,历史。中国这种书就很少,中国人学习最多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是习近平思想。以至于中国青年报体育部主任毕熙东要用这些写体育报道,足球评论,所以中国足球总是出笑话。1985年,我刚进报社那年,中国足球队就输给了香港队,没有出线世界杯小组赛,比赛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球迷就闹事,警察就抓人。我们报纸就派了记者孙杰去采访,他当时是体育组组长,副处级,毕熙东还什么都不是。孙杰那年27岁,和我一边大,比毕熙东小9岁。后来辞职去了美国。他写的《金杯之光》,女排的报告文学,新华社全文转发,通稿。毕熙东还不知道写什么。
第二天著名的报人李大同就在报社食堂的饭桌子上评论:“为什么中国10亿人就搞不出一支高水平足球队?”他以为人多足球水平就高。他是意见领袖,总有很多人听他聊。我脱口而出:“中国人多,但是很多人从小就吃不饱,没机会踢球,中国人再多,足球水平也不行。”他傻了。但是记了仇。
所以中国人的科学知识普遍不足,毛泽东都以为吃肥肉补脑子,后来就半身不遂了。习近平现在也有200斤,血脂肯定高。所以中国老百姓就不懂得怎么样保养自己,怎么样保持健康。即使网上的各种经验也不少,也无济于事。因为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实践。不能一概而论。孔子提出了五常:仁义礼智信。这应该是中国人的标准。但是共产党为害100年,中国人95%已经不知道五常了,也就不是中国人了。智,就是聪明,没有智,就是傻,中国足球队就要输给越南队。进医院看病,就要受骗上当。幸亏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会了我古汉语,让我了解了孔子的学说,所以我就能两次躲过医生的的欺骗,至今还是一个健全健康的人。
医学是人类目前各学科中比较幼稚的,西医也不例外。比如做手术的副作用,因为有了刀口,特别是埋了支架、打了钢钉之类,都要天天吃阿司匹林。它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但是也会腐蚀血管。将来就会爆发,到处大出血,一命呜呼。不会活过85岁。所以还是应该尽量避免手术。特别是大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