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国庆典礼上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红卫兵。(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由一人“领读领唱”:“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
回忆“早请示,晚汇报”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据当时的表扬报导,有的家庭自觉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上下班、上学放学各一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有一次。但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单位就变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绝,煞是好看。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基本是以车间、商店、处、室、班级、排、班为单位,有重大事件、活动时则以厂、校、连、营等为单位。总之,平时是以“小单位”为单位,重要时刻是以“大单位”为单位。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体制虽不管这些人的饭碗,却要管这些人的政治,体制外的人也要被组织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街道不能成为阶级敌人的防空洞。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读”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读”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如果这位“领读”者不是单位领导,有时单位领导会根据当天工作事先告诉这位“领读”应读哪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大都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这是“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内容,各地、各单位往往会有增加。如很多地方、单位都增加了跳“忠字舞”一项。对此,葛剑雄先生的回忆十分生动。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只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情况被免去“早请示”,但因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这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开刀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每天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钟。可怜刚动完手术的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以表示自己在念在唱,尽量压低声音以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疼痛。但跳“忠字舞”时就无法手捂刀口,而且跳来跳去身体必然震荡,刀口自然痛得厉害,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尚未愈合免去了跳“忠字舞”这一节。(葛剑雄:《病室忆旧》,《文汇报》,1997年11月2日)
开刀住院都不能不“请示”“汇报”,可见对此要求之严格。而《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则要求在“晚汇报”的仪式结束后,还要写一天总结,曾参与《人民日报》创办、彼时尚被批斗的李庄先生回忆说:“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即林彪所说的‘一闪念’)。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语录,看伟大领袖对这种事情的教导,要非常贴切,要对症下药。”(李庄:《三上干校》,《在“五七干校”的日子》,第126页)
在农村,同样要求要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来“早请示,晚汇报”。但以我在农村插队几年的经历来看,农民毕竟“落后”,实际上在大多数乡村很难长期执行,往往只是在有重大事件或工作组进村后,才会有象征性活动。
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时任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的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承祚“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然而时间一久,“早请示,晚汇报”还是渐渐流于形式,祝愿声、语录声和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右手上挥也变成轻轻一抬。陈四益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陈四益:《一个人与一句话》,《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6月9日)为了能尽快吃饭,居然能“发掘”出这样一条字数最少、其实不知真假的“语录”,如此“务实”而又不触犯“天条”,端的是“海派风格”最佳体现。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判“极左”,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源于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形式主义”渐停。但不久传达了“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判“极左”被紧急叫停,而一再强调要继续“批右”,强调要“反复辟”,一些短暂被停的“左”的作法又被称作不容否定的“新生事物”重新恢复。不过,“早请示,晚汇报”却没有恢复,或许因为在批判林彪罪行时有人指出:“永远健康”实际上就是“万寿无疆”;试想,一个人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有什么两样?不就是万寿无疆吗?所以“万寿无疆”是假,“永远健康”是真;这充分反映了林彪利用“早请示,晚汇报”妄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平起平坐、急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不管怎样,免去了几年来一天数次的“请示”“汇报”,使“生活”的这短短时间终能摆脱政治无时无刻不在的管制缠绕,大家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责任编辑: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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