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姓（图片来源：WANG ZHAO）
【看中国2022年2月22日讯】我于2月17日发表了一篇《美国民调公司充当中国宣传的喉舌？--真话假话谈民调（之一）》。该文分析了美国国际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发布的《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晴雨表（2022 Edelman Trust Barometer）》有关中国部分的数据可信度，主要是从民意调查组织者的角度来谈的。本文是下篇，侧重从民意调查被访问者的角度来讨论共产党国家民意调查的被访问者普遍会对敏感问题说假话，即“私下场合讲真话，公开场合讲假话”，以及为什么这种社会现象会造成在中国的民调与民主国家的民调含义相反。
一、被共产党政权操控的民意调查毫无价值
西方大多数民意调查研究者都认为，民意只能存在于自由社会，在自由社会中人们才可能说出他们的想法和信仰。即便如此，在民主国家，民意调查人员仍然应该小心翼翼地邀请受访者积极参与民调，希望他们能传达自己的内心想法。
但在共产党国家或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政治干预会限制民意调查的范围和内容，受访者可能会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共产党国家，因为政府管控媒体，很多人的头脑中存有大量当局灌输的认知，而民间任何异议声音都可能被政府惩罚，所以民众已经习惯了在民调这样的公众场合只讲官方接受的话语。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民调意见的虚假性会误导研究人员，也误导民调报告的读者。
那么，在专制的或者刚刚走出专制的国家，民意调查还有价值吗？要了解共产党国家民意调查的可靠性、有效性，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民意调查的组织者，二是民意调查的被访问者。
自从中共出台一系列涉外民意调查规定后，国外机构在中国已经无法组织独立的民意调查。英国有一个中国问题学术季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该刊编辑20多年前就开始实行一条规则，凡是有学者提交在中国搜集到的民调数据分析论文，编辑都会要求作者先说明其调查是否具有独立性。如此，就很少再有人提交此类论文了。因为人人都明白，外国学者不可能让中国政府放弃对民意调查的监管，却只能顺从当局的操控，这样的民调数据完全不具备有效性，当然也不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但是，商业性民意调查机构，比如爱德曼公司，却可能忽视独立性民调这个保持民调真实价值的前提，把专制政权下被访问者讲的假话当作真话来分析研究。
二、共产党政权存废前后：苏联/俄国民意调查中民众言语的差异
在已经解体的苏联和转向民主化的俄国，我们可以看到对比共产党政权存废前后民意调查遇到的反差。
当年美国的苏联研究发现，苏联的民意调查受到五个因素的限制，其有效性完全靠不住。第一，克格勃对民意调查机构长期监控，民意调查的主题和数据公布都要由官方批准；第二，设计民意调查的社会学家不得不把调查的范围局限在经济领域，而不敢触碰政治和意识形态话题；第三，对民意调查的政治干预限制了问卷设计中问题的设问；第四，民调问卷设计时，由于害怕政治报复，苏联社会学家们会故意采用当局喜欢的措辞，结果就产生了扭曲的回答；第五，大多数民调都集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都市，不能代表其他地区。这五个因素当中，前四个在中国都一模一样。这说明，共产党的制度本来就是真实民意调查的敌人。
是不是苏联民主化以后，民意调查就完全摆脱束缚了呢？苏联著名社会学家Vladimir Shlapentokh认为，俄罗斯开始民主化后，政府曾经一度基本上不再干预民意调查，但“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或可能‘得罪上司’的问题，仍然会被排除在问卷之外”。198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政治自由化以及随后共产党政权垮台，言论自由逐渐恢复，俄国人摆脱了公开说出自己真实想法而受到惩罚的后顾之忧。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俄国人比民主化以前更愿意参与民意调查，更愿意坦诚交流，更愿意表达自己。美国学者Jeffrey W.Hahn陪俄国同行去做民调采访，发现大多数受访者都欢迎接受采访的机会，而且受访者一旦讲起来，往往都不愿意停下来。我的理解是，苏联人不敢讲真话已经好几代了，终于有机会对外人讲真话了，他们真的很兴奋。
我在俄国也组织过长问卷民意调查，与苏联的民意调查之父Boris Grushin的民调机构合作，在莫斯科地区抽样了40家企业，对每家企业的厂长和工人分别用不同的问卷，了解他们在私有化之前、私有化期间和私有化之后的看法和评价。我注意到，民主化之后在俄国做民意调查，俄国工人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本厂厂长的贪腐行为，不像中国国企私有化之时，官方民调中工人经常不敢讲真话。但是，那时的俄国受访者仍然展现出一些国民文化方面的障碍。比如，他们希望自己在采访中表现出色，从而取悦采访者；或者要表现出对俄国政治、民族或文化的忠诚。这种态度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人对此有句谚语，“不要把我们的垃圾从家里带走”。中国也有同样的文化，对应的谚语是“家丑不可外扬”，不让外人看到中国的阴暗面。
三、“私下场合讲真话，公开场合讲假话”
身为中国人，在国内践行“私下场合讲真话，公开场合讲假话”这个人格分裂的行为模式，几乎是从小到老的习惯。不只是普通民众如此，高层官员概莫例外。甚至到了海外，有些人依然习惯成自然地遵循着这条行为守则。
前些年，《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往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报披露，李克强在辽宁当省长期间，曾经向美国外交官私下表示，他不相信地方上报的经济增长数据，而更愿意直接观察发电量等指标。这就是“私下场合讲真话”的典型例子，但李克强绝对不敢在媒体面前或其他公开场合这样讲。
虽然每个人在不同场合选择如何讲真话、假话的情形不一样，但很少有人是在私下场合满嘴假话、而公开场合全讲真话的。然而，一个人在私下场合讲了点真话，一旦传出去，仍然可能倒霉。中央电视台受欢迎的主持人毕福剑2015年在饭局中说了个段子，调侃了毛泽东，由于参加饭局的某人用手机录下来放到网上，结果毕福剑便因此丢了饭碗。
对中国人而言，民意调查当然不是可以讲真话的私下场合，而是属于必须讲假话的公众场合。那中国的民意调查还有几分可信呢？中共很清楚，在政治高压下，民众在民调中遇到敏感的政治问题一般都会讲假话。因此中共的民调监管部门通常认为，民调中涉及政治方面的问题，比如法治、投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外交政策等，被采访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局往往认为相对“安全”一些，因为民众不敢讲真话。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中共因此对民调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更加敏感，因为中共明白，民调的被采访者面对社会和经济问题可能稍微会多讲几句真话。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民调数据对当局的形象可能更具威胁性。
四、跨国民调中政府信任度高是负面信号
世界各国当中，民主国家的民众通常不讲假话，议员、政府、总统照样骂；所以，民主社会的民调中，讲真话的民众会对政府有很多批评和不信任。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民主制度之下，国民对政治人物和政府的监督是必须的。
究竟民主国家和共产党国家的民调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欧洲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书，《Changing Values and Beliefs in 85 Countries,Trends from the Values Survey from 1981 to 2004(85个国家变动中的价值观和信念，1981年到2004年价值观调查发现的趋势)》。这本书为比较民主国家和共产党国家民众在民意调查中的话语表达，提供了一面镜子。荷兰鲁汶大学的研究者在85个国家调查人们的价值观，对各国民众用同一组问题发问，这本书编辑了这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部分数据。我在调查数据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凡是民主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都比较低，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的老百姓对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而在共产党国家，比如中国、越南，老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却正好相反。
从这本书提供的2000年的民调数据来看，回答“对执政党保持信心”的比率，中国是93%、越南92%（该书184页）；回答“对政府抱持信心”的比率，中国是97%、越南98%（该书183页）。这项民意调查的微妙之处在于，它还设计了一个问题，“虽然民主制度也有问题，但比其它政府体制好”，这个问题拐了个弯，不要求回答者直接表示对本国政府的看法，于是民众就敢讲一点真话了。从民调中看到，大多数中国和越南的民众都知道本国并非民主制度，然后中国90%的应答者、越南72%的应答者（该书201页）都认为，“虽然民主制度也有问题，但比其它政府体制好”。从这个回答里可以看出，其实共产党国家的民众更喜欢民主制度，而不是本国的专制制度。
可以讲，各国民意调查当中，哪些国家的民调发现，对政府的批评多、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低，那往往与这些国家是民主制度有关；哪些国家的民调如果发现，民众对政府一句批评都没有、反而高度赞扬政府，那就明显是这些国家专制制度所造成的。但也有荒唐的西方解读者偏要反着理解，比如，英国经济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2012年11月3日在BBC中文网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十分荒唐的论点：中国政府比西方国家政府享有更大的合法性，因为中国人对中央政府比较满意。他错得太离谱了，很多中国人在民调中“支持政府”，那不过是迫于恐惧的假话；而他们喜欢民主制度的回答才是真话。西方的民调业者要正确解读他们在中国的民调数据，必须先上课学习分辨真话、假话。
五、互联网时代从民调监控中漏网而出的真实民意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国家的民众可能在民调当中讲真话？如果他们讲了一些真话，民调的结果会是怎样的？这是可能令大家好奇的问题。
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民众讲真话、表达不满的空间大为拓展，民众的压抑通过在网络空间发言批评当局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在网络空间里，“穿马甲”（用假名）的比用真名实姓发言的敢讲话，这种“马甲优势”便扩大了有限的言论自由，这时当局组织、防范不足的网上民调便可能“中招”。
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论坛》组织了一次网上民调，参加网上民调的人数是3,492人。这次网上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80%左右的网上投票者对中共的领导及其制度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只有10%左右的人赞同官方立场。下面就介绍这次官办的网上民调问卷中的问题，和网站上自动显示的回答比率。
第一个问题，“中共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回答“不赞同”的占75%，回答“完全赞同”和“赞同”的占12%；第二个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回答“不赞同”的占82%，回答“完全赞同”和“赞同”的占9%；第三个问题，“只有中共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答“不赞同”的占81%，回答“完全赞同”和“赞同”的占11%。
这个民调出现这样的结果，让中共气得发疯，马上就把这个网上民调关掉了。但已经在网上显示出来的民调结果，还是给了我们一个了解中国真实民意的机会。《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18日也报道过，这一年6-7月南开大学马得勇副教授在新浪微博、天涯论坛以及一些政治社会话题比较集中的网站，对可能更关心时政和社会政治问题的网民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答题链接公布在新浪微博和天涯等网站上，用户自愿答题，共收集到2,241份问卷。在问卷中，98%的应答者认为，“不管谁当领导，权力都要受到制约”；97%的应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很严重”；九成以上的应答者认为，“人人都有权批评政府”。
当然，网上民调的访谈对象因为网站的读者群特点而有比较强的观念同构现象，其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不足。在中国，使用互联网翻墙到海外获取资讯的人当中，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占相当大比例；但只读报纸或只看《新闻联播》的中老年人群里，这一比例可能就相对低一些，因为这样的人群缺乏互联网上传播的非官方信息，抵御官媒洗脑的能力比较差。
中共的言论和网络监控与民众的反监控行为始终处于拉锯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解读来自中国的民调数据，一直是一个对读者和民调业者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