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铁链女（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2年2月24日讯】有一位读者。他是江苏徐州丰县人，给我发来了一个文档。一组作品。
“心里难受，从年初三知道这事就难受。一边转发相关文章，心里也想着写点什么，一直未能写成。”
2月17日凌晨，他写了《哀丰县》初稿，写了一天，18日凌晨3点完稿。接着又花了一天，写了《哀妇联》。“但我怂了，没有发布。一来我是丰县人，老家还有很多亲戚，二来身边妻儿也不让发。”
19日，他写了《咏义愤佑善人》，20日，写了《我的家在丰县》《关于买媳妇的光棍汉的心理分析》。“这几日，从《哀丰县》开始，好像进入心流，脑子里自己就在转，根本停不下来。今日这篇发给您，应该是可以渐渐平缓下来了。”
他每天都在写作，虽然很少有人看到。“一位朋友说了一句‘你爱得深沉’，我一下子就哭了，自己在车子里哭得稀里哗啦。”
这位读者与我年龄相仿，读了大学之后，离开家乡在外地工作。他之所以把文章发给我，我理解，最重要的原因是：人需要被理解，需要被看见。
在这个事件里，那个脖子上挂着锁链的可怜女子是受害者，需要治疗，但是，还有非常多的普通人，心理受到了创伤，同样需要治疗。他选择了写作这种疗愈方式，自然也就找到了每天写作的我。这种疗愈需要我们彼此相互完成。
是的，许多人流下了眼泪，包括我这样的异乡人，也包括许多徐州人，而且这种眼泪流了很长时间。
34年前，《徐州日报》编辑唐冬梅在《雨花》杂志发表报告文学《黑色漩涡》，披露一个已办结的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人贩子将劫持、拐卖来的妇女公开拍卖；“一群幽灵魔鬼开始在淮海大地上游荡着”；“黄土地里也生长出一批装神弄鬼繁衍罪恶的人类渣滓”……
34年后的2022年2月20日，已经六十多岁的唐冬梅这样回忆那次写作：“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是泪水伴随着笔墨完成这篇二万六千多字的文稿。完成后，仿佛从地狱里返回，整个人都变得恍惚起来。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了一场。我被重重的罪而伤，被那一百多名被拐卖到此地的姐妹们的哀伤而伤！”
因为这次写作，唐冬梅被时任徐州市委书记严厉批评，定性为“无赖记者”。“调查组”进驻报社调查，30岁的她被调到新闻研究室，取消了采访、接受采访、写署名文章的权利（也就是让这个人在报纸上彻底消失）。直到1995年，唐冬梅不辞而别、离开报社。
拐卖改变了被拐卖妇女的一生，那么，为她们写作的唐冬梅，人生又为什么被改变了？
34年前的那次放声大哭，为什么让唐冬梅记得如此深刻？读完《黑色漩涡》，我想，一是因为，那罪恶竟是如此灭绝人性，冲垮一个年轻人的心理防线；二是因为，如此灭绝人性的罪恶竟延续经年。
这么多年来，在那些黑屋子里，有多少人、多少次流下过眼泪？又有多少人，连流泪的功能都失去了？在买卖妇女这个罪恶链条上，有绑架、囚禁、强奸、故意伤害、侮辱、虐待、强迫生育，有集体看守，有噤声，有当地各部门的纵容与协同，以及，社会中一个上规模人群的心理认同。
这邪恶，如此古老，如此根深蒂固。
长期以来，我们对买卖妇女所知甚少。当黑幕揭开，良知未泯的人们瞬间意识到：这不是买卖，这是奴役。
真相的感觉就是如此刺痛。春节以来，读了很多资料，新闻、学术、文学、影视、调查报告，我能理解为什么那位读者忽然一个人“在车里哭得稀里哗啦”，能理解唐冬梅老师为什么“仿佛从地狱里返回，整个人都变得恍惚起来”。因为我也被那些罪恶的细节伤到了。
此前，我将感受写了四篇长文，做了一些呼吁，尽一个写作者的本份。第四篇之后，接连几天，我停止更新，我甚至劝身边一些朋友“谨言慎行”。
但是，我可以不再发言，却无法停止难过。
从大年初一直到今天，这种难过持续得太久了。为什么我总是走不出来呢？反复琢磨，渐渐明白，是因为两点：
一则，这件事的应对，关系到我们对秩序、文明、良知、正义的认知。如果我们失去对这些基本价值的信心，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还能有基本的信任吗？我们将如何看待未来？
其他的痛是在皮肤，但这个痛是在深层肌肉，在骨头里。
二则，这件事，并不是小花梅/杨某侠一个个体的遭遇，而是一个长时间、大范围存在的妇女买卖现象。这种现象是如此盘根错节，以至于我的感觉就像是站在一群山峦般高大的巨人面前——纵然我有三头六臂，也是无处着手；反过来，它们分分钟就可以捏死我，甚至，它们都不屑于看到我。
现在，经过两次升级，江苏省组成了省级调查组。这是好事。我们当然希望，新的调查组能对标“国务院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实事求是，将事实真相一一挖掘并曝光出来。但是，即便老天护佑让我们如愿以偿，仅靠这个调查组，仅靠“八孩妈妈”事件这一个调查，也无法铲除买卖妇女这一现象——须知，在同一个镇，还有买来的“裹被女”，在她们之外呢？在徐州之外呢？
这种古老罪恶能如此长期地存在，是因为有一个支持它、繁衍它的生态。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在这个大问题中，又有无数个小问题环环相套，层层叠叠。
怎么办呢？经过这几天，我想明白了两点：
第一，放弃“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接受“与恶魔共存于这个世界”的现实，降低对个案结局的期待，立足于长期。
第二，以日拱一卒的态度，力所能及地、一个个地去解决小的具体问题。
只有分解目标，才能化解心中的憋闷，才能巩固信心。因此，思虑再三，我决定额外再做一件事：
寻找解救被囚禁妇女、打击妇女买卖犯罪的合法有效、可信任的途径，投入10万元个人资金，参与进去。
10万元是一个数额，对我来说，很难一下说它是多还是少。它的真正意义在于不断提醒我：不把目光局限在个案之上，不要遗忘此时的痛感，不要遗忘困难的长期与艰巨，投入精力，去打捞那些还不在视线内的哭声。
我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个计划——也许是1年，也有可能是10年，甚至更久，也有可能是几个月——也还不知道将用何种方式、具体和谁完成这个计划。今天，我只是立下了一个心愿（目标）——为解救受害者，额外、具体、直接地做一点什么。这个心愿相当于心里的一颗种子，接下来我需要慢慢浇灌它，让它发芽，渐次生长，不要枯萎，战胜病虫害。
产生这个想法，并不是因为有多少公益心，只是因为，我清晰地意识到：只有这样，才能止住痛感，把心安顿下来，从容地进入常规节奏的生活。如果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有光的文明世界，那么，最好为它多做一点点。
这样，树立了一个目标，心情好多了。思绪不再一团乱麻，我终于可以不再像之前那样对调查结果心怀忐忑，也不再恼怒于某些人罔顾公义、胡作非为，因为首先要想的是我自己接下来怎么做，这恰恰是我自己能控制的。
在34年之后，当回首2022年的这个正月，也许，我会像唐冬梅老师一样想到自己大哭一场的场景，也许，我会想到：我们战胜了焦虑，撑过了黑暗，见到了光明，触到了暖流，那时的心跳如此有力，那时的世界既美且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