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说：俄罗斯发动战争入侵乌克兰“令人想起天安门广场”。图为“六四”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按：美国总统拜登3月25日访问波兰，向驻地美军发表讲话，说俄罗斯发动战争入侵乌克兰“令人想起天安门广场”，即使历史的轨迹不断远去，在六四事件亲历者心中，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事件仍然历历在目……
一晃“六四”已过去了二十年（本文成文于2005年——编者注），这二十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八九年六四那悲壮惨烈的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愿意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把我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献给那些英勇献身于中国民主事业的勇士们，纪念那些在血雨腥风之夜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
一九八九年，我正在北京一所部队医院的研究生院学习。虽说我们这些研究生作为文职军人不能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们一起罢课，绝食，直接参与到那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要民主的运动中去，但我们研究生院的一百多位学生的心早已飞到了广场。我们密切地注视着民主运动的进展，真诚的希望政府能和学生对话，达到消除腐败，惩治官倒，开放新闻自由，加速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目标。
为了支持广场上学生的绝食运动，我们研究生院的学生不顾各级领导的阻拦，自发地组织了一场到广场的游行。记得一路上，我们打出的军队院校的旗帜受到了北京市民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因为我们向他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军队并不是铁板一块，军队中也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是支持民主改革的。据说我们的游行让总政及总后的领导们大为光火！
戒严令发出及军队进城后，北京市民在各路奋勇堵军车。西边一路就被堵在玉泉路及五棵松一带。记得当时我们医院的大院内也塞满了军车。医院内的医生和护士们苦口婆心地向戒严部队的战士们解释北京当时的情况及学生们的诉求，要求战士们不要受骗上当，不要向学生们开枪。记得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专门穿上那笔挺的将校服，语重心长的对戒严部队的战士们说：“我的军衔比你们高，我的军龄比你们长。我以一个老军人的身份对你们说，我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可千万不能把枪口对准人民呀！”看着戒严部队官兵那困惑的面孔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六月三日傍晚，北京的天气异常的闷热。晚六时三十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凭着北京人多年培养出的政治嗅觉，很多人预感着晚上要出事。
吃完晚饭后，我在宿舍里再也待不住了。脑海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如果今天部队会强制进城清场，如果今天会有流血冲突，我这个学医的就应当在那最前线救死扶伤。就这样我拿上我的白大褂，骑着车悄悄地遛出了医院。西长安街上，人群拥拥嚷嚷，很多人不理会紧急通告的要求，在街上打听议论戒严部队的最新动向。广场上，民主大学的开幕典礼刚刚结束，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迹象。我笑笑对自己说，但愿我是多虑了。九点多钟，我骑车离开了广场，沿着西长安街回医院。
骑到快到民族宫，路就被堵住了。人们纷纷传说戒严部队已经开枪，在木樨地一带打的很惨，已逼近民族宫了，正说着戒严部队已到了眼前。只见前面由防暴战士开路，他们手拿警棍和盾牌，站成一排向前慢慢地推进。而街上民众的口号是坚决把他们堵住，绝不放他们到广场去。只见很多身手矫健的小伙子们爬上长安街南面的平房，将房上的瓦片揭下来摔碎，当作武器砸向戒严部队。但这种抵抗很快就被枪声和子弹压下去了，只见一排排子弹射向空中，前面有人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大地，人们被子弹压的卧倒在地上。但枪声一停，又会有人大骂着“打倒法西斯”，奋勇地冲上去。就这样，很多人一直尾随戒严部队推进，只要枪一响，就立即卧地。每次枪响后，总有流血、伤亡，而枪一停又有人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在西单路口有人把点燃的公交车横在马路中间试图阻挡戒严部队坦克及车队的通过。那尖厉的枪声和火红的鲜血让双方都拚红了眼。真正上演了一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枪林弹雨，铁甲战车的人间惨剧。
随着大批伤员的出现，我和几个北医的学生一起利用西单路口的医疗用品商店成立了一个简易救护站。对送来的伤员我们用绷带作简单的止血固定包扎，再由市民们用平板或三轮车送到附近的邮电，复兴和人民医院去。有的人抬进来已经没救了。也有那重伤员让我们无从下手。老实讲，我虽然有急诊室抢救的经验，但从未经过战伤救护的训练，一下子面对这么多形形色色，伤势轻重不一的伤员，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记得有一个学生左胳膊上的动脉被打穿了，抬进来时几个人压着胳膊，那血还是像喷泉似地向外冒，一般的止血法根本止不住。我们只好从桌子上找到一个墨水瓶，压到出血口处再用力用纱布缠住，但那血还是很快就渗透了纱布。我知道这样耽误下去，仅仅是大量失血就会要了他的性命。赶紧叫人立刻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去。那天晚上街上到处跑着飞速救人的平板车。
可直到此时，还有市民问我：“大夫，这伤是被橡皮子弹打的吗？”我对着他们那困惑的眼睛不知该讲什么？死伤的人就在面前，但他们仍然对政府抱着希望，他们仍然不愿相信人民的子弟兵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看着我满身满手的鲜血，我只想向那苍天呼唤，天底下怎会有这样的政府？怎会有这样的子弟兵？
经过一段时间的拉锯战，戒严部队的车队终于冲过了西单路口，最后抵达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对广场上学生的包围。部队过去后，大家都非常担心。如果在长安街上就打得如此惨烈，那么天安门清场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不敢想像下去，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白衣战士，绝不能在这最后关头当逃兵。就这样，我决定到广场去。
那天晚上虽说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的南北布下了包围，在东西面则留下了很多出口。凭着我对北京的了解，很容易我就从人民大会堂后面绕进了广场。此时已过午夜，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在一遍遍播放《紧急通告》。《紧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这一遍遍播放的《紧急通告》在广场上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压抑的气氛，很多人离开了广场。而在这样的时刻留在广场上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到广场后，我很快就找到了红十字会在广场上的急救中心。因为我身上的白大褂血迹斑斑，很多人围上来打听外面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在西长安街上打得非常惨烈，死伤很多，希望他们做好最坏的准备。当时红十字会正尽量把广场上的医务人员召集在一起，准备在最后的时刻发挥我们的作用，尽可能的救护伤员。
凌晨三点多种，侯德健等人去和戒严部队谈判。谈判结果是：广场上的学生将有组织的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不能开枪，而处于中立地位的红十字会急救队将在这整个过程中不撤离，留在广场上，救护双方的伤员。我们及所有我们救护的伤员都应按国际惯例受到双方的保护。记得当时红十字会急救队的负责人把这一谈判结果告诉我们，让大家自愿选择是跟着学生撤离，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广场上。因为谁都不能保证一旦局面失控，留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我记得当时有将近百人愿意留下来，这样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聚集在广场东部历史博物馆前，打起了红十字的会旗，大家尽量把白大褂穿上及红十字袖标戴上，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当时广场急救站的帐篷内还有一些从长安街上下来的伤员，他们也将跟着我们走。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人在伤员在，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及救护伤员。
四时整，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熄灭了。这些天一直人声鼎沸的广场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恐惧和压抑像那漆黑的夜一样吞噬着每一个人。我想很多人在那一瞬间都想到了死亡。我也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死的威胁。我的思绪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我不敢想像如果我死在广场上，我的父母将怎样承受这样的打击，我的朋友和亲人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时最大的懊悔是没能好好地珍惜生活的每一天，浪费了很多美好的光阴。以及自十几岁离家后，一直没能对父母好好尽一份女儿的孝心。我对自己暗暗发誓，如果我能侥幸活下来，我一定要加倍珍惜生活，认真过好每一天。我一定要多回家探亲好好陪陪我的父母。
突然寂静的广场上播出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随后，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必须立即撤离现场；二，如果有人违抗和拒不执行此通知，仍继续滞留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行处置；三，清场后，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严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爱国之心，不愿意国家动乱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要积极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好清场任务。”
有人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大家都像那走上刑场的勇士一样大声唱起了《国际歌》。突然，枪声和火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响起。戒严部队的先头部队先用枪将高自联架设的两个喇叭打坏，接着手持冲锋枪从西边的台阶开始把学生往纪念碑下撵，清场开始了。学生们也做出了“撤出广场”的决定，开始逐步有秩序地撤离。
因为我们没有参加撤离，所以有机会综观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个清场过程。只见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亮了。一字排开的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方向缓缓向广场驶来。学生面前，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端枪的士兵，向着学生一点一点靠近，驱赶他们走。随着几下沉闷的撞击声，位于广场北端的“民主之神”像轰然倒地。坦克和装甲车继续向前，广场上的帐篷等物被碾的粉碎，变成了一片平地。广场上的数千人队伍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集体向广场的东南角退去。大多数学生都加入了撤离的队伍，但也有极少数坚持不走的学生。我记得有一个男生爬上帐篷顶，面对成排压过来的坦克挥舞着一面红旗。我们在一边急的大叫让他赶快撤离，他就那样坚持着挥舞着手中的旗帜直到那个帐篷被坦克碾碎。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年轻的身影！
端枪及挥舞着棍棒的士兵加紧了对学生的驱离。有几个不知什么原因落在后面的学生在士兵的夹击下无路可退，突然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此时已手挽着手形成了一个保护圈。看到那几个学生躲到了我们的保护圈内，一些打红了眼睛的士兵挥舞着手中的大棒向我们扑来。我们大叫着我们是红十字会的，应当受到保护，同时把手挽的更紧，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士兵和学生之间。看到我们的红十字会旗和白大褂，那些士兵不情愿地停住了脚步。但坚持说那些躲进我们保护圈的是学生领袖，是闹事的暴徒，让我们交出来。而我们则坚持进了我们保护圈的，就受我们保护。我们绝不会交出任何人。就这样我们面对面地和戒严士兵形成了僵局。我曾和一个年轻的士兵这样面对面的互相怒视了半个多钟头。他已被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冲昏了头，打红了眼，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怒气和杀机。我想只要上级一句话，他手中的大棒会毫不犹豫的向我们挥来。
一个钟头以后，待广场的清场已基本结束后。才有人过来处理我们这批人。他们一开始提出的条件是我们可以走，但要把逃进来的学生和伤员留下来。这是我们万万不会答应的。我们的立场是，要抓就把我们一起抓起来，要放我们将一起走。同时正告他们我们属于红十字会，应当受到国际惯例的保护，希望他们慎重考虑怎样处理我们将会面临的后果。同时我们向他们提出，清场已经结束，我们红十字会应派人到广场各处巡查，看有无需要救护的伤员。
看样子怎样处理我们对他们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几经商讨，他们最后不得不同意让我们集体撤离的要求。但我们提出的巡查广场的要求也被他们坚决地拒绝了。这时天已大亮，只见广场上是一片狼籍，到处是坦克碾过的痕迹。广场上有一个个火堆，不知戒严部队在烧什么。
为了防止撤离过程中他们会来抢伤员，我们手挽着手形成了两道人墙，让抬着伤员的人和学生走在最中间，大家一起慢慢的撤离广场。在我们撤离广场的整个过程中都有持枪的士兵在押解着我们，同时他们尽一切可能阻断我们观察广场的视线。走出广场后，街上的市民都夹道鼓掌欢迎我们。我们中的很多人再也忍不住而失声痛哭。我们先步行到前门西大街北京急救中心，把伤员妥善的做了安排。然后大家一致同意留下签名，待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一起出庭作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份宝贵的名单现在何处？
等我离开北京急救中心已是六四早晨八点多钟了。我留在广场上的自行车想必已被坦克碾成了铁片，而北京公共交通全部中断，我意识到我得步行半个北京城回医院了。我的一身血衣帮了我，长安街一路都有好心的骑车人搭我一程。此时很多一夜未眠的北京市民都来到了街上，街上人拥拥嚷嚷，议论纷纷。西长安街惨不忍睹，到处是被坦克压得凸凹不平的路面，冒着浓烟被烧毁的坦克、军车和公交车，横七扭八的人行道栏杆及一滩滩血迹。据老百姓说，这是北京城上百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等我回到医院已快中午，我们医院门前也有很多人，有两个焦急等待的同学一看到我就扑过来把我紧紧抱住，他们都以为我出事了。此时我也忍不住而痛哭失声。原来3日晚《紧急通告》公布后我们研究生队就清点了人数，当时只有三个人不在。而另外两个人也于4日早晨回到了医院，只有我到中午还未回来。他们都觉得我凶多吉少，不知该怎么办？看到我完好无损的回来，同学们都很高兴。同时围着我让我讲我所看到的实况。后来听说，六三晚上我们医院门口也打得很凶，坦克在医院门前还压死了一个航天部的职工。也有很多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抢救，而伤口的惨状让很多老教授们义愤填膺，后来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抗议！
虽说我们是部队医院，但当时医院的大多数医护人员和北京市民一样对六四镇压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对六四的受害者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我的六四经历让我在医院里享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当时我正处在研究生答辩的最后紧张时刻，不管我到复印室复制资料，还是到计算机中心算数据，我都受到了一切开绿灯的礼遇。很多人明确表示他们支持我，我做了他们想做的事。还有人主动找到我，告诉我他在京郊有亲戚，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到他们那去躲一躲。这一切都让我非常感动，让我看到了人心所向。
六四后，北京市一片萧条。街上见不到行人，到处是站岗的军人和巡逻的军车。我因答辩的缘故，要到北医和协和医院去送答辩邀请书，所以六月六号又不得不骑车上了长安街。街上几乎见不到人，少有的几个骑车人和我一样一有风吹草动或看到巡逻的军车就跳下车来，就地卧倒。因为实在担心已成惊弓之鸟的士兵会向我们开枪。而疾驰而过的军车上的士兵们也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开枪。
据说当时北京市有失去亲人的老百姓成立的复仇敢死队。我们旁边的部队大院里有人被半夜摸了哨，各总部发出了不要穿军服上街的通令，而军科院则忙于对地方送给戒严部队的副食品做防毒检验。军民关系降到了中共建政以后的最低点。
在我答辩结束后的午餐上，几个北医、协和的研究生导师都感叹万分。有个协和的老教授说：“以前我是坚决反对自己的学生一毕业就出国的，现在我对他们说你们还年轻，能出去就走吧，这个政府是没有希望了。”也是从那一刻，我动了出国的念头。不过总的说来，我们医院对当时六四牵扯的人和事处理的非常低调。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仅没有被处分，毕业分配时还按原计划留在了我们医院。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那长安街上迎着子弹冲上去的身影，那在清场时对着压上来的坦克挥舞着的红旗，那喷血的伤口还会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提醒着我不要忘记这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惨烈的一页。
（原稿写于2005年5月3日深夜，修订于2009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