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犹如黑暗中的一束光明照亮人心。（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与人为善”是一种崇高的道德修养，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与人为善”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话的本意是，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汲取别人的优点，同别人一道行善。由此可见，善良之心远比智慧过人更加重要。
古代治水的大禹就善于向别人学习，抛弃自己的缺点，接受别人的长处来改善自己的行为。大禹从种庄稼、做瓦器、做渔夫一直做到天子，从别人那里吸取了许多优点。因此，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取人之长，共同行善。后来与人为善的语意又有了引申和发展，指的是以善意的态度对待和帮助他人。与人为善，帮助别人，其实就等于帮助了自己。
宋代科学家沈括出卖苏轼为后人所不齿
如果说苏轼是中国古今闻名的文学大师，那么沈括就是中国古代科学界的泰斗。《宋史･沈括传》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着”。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论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晚年以平生见闻研究，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笔记体巨著《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而名垂青史。
然而，沈括除了在科学上的非凡成就之外，还有他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他还热衷政治，政治嗅觉灵敏，检举揭发他人的政治手段也不一般。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西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进行了大刀阔步激进的改革。沈括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器重与信任，担任三司使（国家财政最高长官）和朝廷派出巡察新法执行成果的钦差大臣，他在到处考察后，给王安石和皇上的汇报只是报喜不报忧，一派升平。苏轼与王安石这位改革宰相观点却不一致，和沈括“所看到”的也不一样。在王安石推行新政如火如荼时期，苏轼历数新政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敢于直谏，敢讲真话的苏轼，与新政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自然遭到外放的命运，被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
西元1073年，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向神宗辞行，宋神宗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后来果然按照宋神宗的圣谕对苏轼“格外关照”。沈括到杭州见到苏轼后，嘘寒一番，回忆“当日在馆阁之事”，临行时他向苏轼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旧友的醇醪中的苏轼没有多想，就把近作许多诗词，包括后来授人话柄的《山村五绝》、《吴中田为叹》等均手书一份给沈括。
沈括一回京城，立刻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找出一些贬低诽谤新政的句子，加以详细“注释”后迅速呈送给王安石、宋神宗等，并说苏轼这些诗句“词皆讪怼”，如何居心叵测，如何恶意诽谤新政，藐视朝廷讽刺皇上等等，不愧“文字捕快”称号。沈括此举，本想取媚王安石和皇上，可没料到王安石竟置之不理，事久见人心，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改变了对沈括的看法，他对神宗皇帝说“沈括是一个小人”。正是沈括出卖苏轼邀功请赏的举动，才为苏轼日后陷入“乌台诗案”险罹杀身之祸点燃了导火索，由此可见，沈括就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王安石罢相后，沈括立马转身，诋毁新法，与王安石划清界限，向新宰相吴充上书，痛陈新法弊端，吴充也很看不起沈括为人，就把检举王安石的报告递给了神宗皇帝。神宗一看这不是落井下石吗？怎么两面三刀，朝秦暮楚？于是开始冷遇沈括，后将他出知宣州贬出京城。元佑年间，苏轼在杭州当差，沈括居然若无其事几次到苏轼那里叙旧，且每次恭恭敬敬礼数周全，但苏轼已从骨子里看不起沈括了。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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