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中为何能权倾一时？（图片来源：Getty image）
在文革前期高层权力斗争格局中，毛所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务系统诸大员；他所启用的突击力量，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他们直接操纵各种官方传媒和各种造反组织，既通过体制性方式，又通过非体制性方式——也是更有效的方式，去打击毛授意他们去打击的对象）；他所凭籍的依托力量，是以林彪和叶剑英为代表的军队系统诸大员；他所借助的后勤保障力量，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务院系统诸大员。
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时，上述格局基本未变。这可以从此次会议人事安排上看出：
将国家主席刘少奇从中央常委排名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补进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名列第五位、第七位；将军队元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人补进中央政治局，占新补者总数一半。另外在此前数月（1966年1月），毛还同意将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四元帅提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补进中央常委会，名列第十。
另外，还将地方大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补进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紧排在毛、林、周之后，名列第四。
在这些人事安排中有两点得注意：一、军队高级将领在文革前期有降有升。降者如罗瑞卿大将和贺龙元帅，升者如上述陈、刘、徐、聂、叶五位帅，其中叶剑英在数月内连获四分要职，即中央军委副主席（1966.1.8）、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5.23）、中央军委秘书长（1966.5.23）、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8.12）。
从总体上看，升的面要大于降的面，基本上照顾到全军的各个方面，以及历史上形成的除“一野”外的各个山头，而不只是照顾到林彪的“四野”山头。由此可以看出，老人家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非常注意做军队方面的工作，以争取行伍中人的支持。
二、周恩来总理在文革期间获得更大职权。相对于其它中央一线大员来说，周受冲击最少，其权力范围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因接管许多“靠边站”大员的工作而得以扩展。
虽然周多受极左势力困扰（也曾为他们拥戴），但他也常使这一势力受挫。事实上他是这一势力屡屡想予撼动却又最难撼动的实权人物。
虽然周仍在党内招路第三，但此时二号人物林彪在抓权方面不如先前二号人物刘少奇，故而给他留下较多的权力空间。林毕竟军人出身，对诸多政务之事既缺乏兴趣、也缺乏经验，再加上身体多病、性格孤僻、常年深居简出，故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让权他人。
由这两点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很注意争取盟友，甚至能够为此做出妥协。例如，毛曾经严厉批评过由周恩来副手李富春经管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斥之为北京的两个“独立王国”之一（另一“独立王国”是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但此时又同意将李补入执政党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常委会。这表明他为了孤立和打击刘少奇的党务系统，而不惜向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作出让步。
毛所作出的这些努力是得到回报的。他之所以能将文化大革命的开场搞得那样轰轰烈烈，固然与他发挥了他的个人魅力有关，但也与他得到了他的许多下属一主要是军委领导人和国务院领导人一大力协助有关。
可是，到了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上述高层权力斗争格局便被逐步打破。由于会议将刘少奇等人力图控制群众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故而在两个向度上为造反派开了可以“打倒一切”的绿灯：
一是向后，可以清算一切。因为，在中共政治术语中，所谓“路线性错误”也就是全局性错误，因此，若要“彻底批判”某一错误路线，就必须触动与它有关的一切人和一切事。
二是向前，可以冲击一切。因为，凡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是应予“彻底批判”的。这实际上是给群众运动解除了一切约束，使其不可避免地朝着“打倒一切”的方向发展。上述高层权力格局的各个方面都将受到它的冲击，无一能幸免。
1966年10月18日，即中央工作会议正在举行之际，北京街头响起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清华大学校园里也贴出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12月25日，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5000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并将他们誓言打倒刘邓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墙上。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此后，刘与邓便被淹没在举国一片“打倒”声中了。就在党务系统中的当权派横遭冲击时，国务院系统中的当权派也陷入厄境。
这两个系统的关系本来就十分密切。其间的界线是相对而言的，甚至是相当模糊的，有许多相互交叉处。例如，薄一波若从历史渊源关系上看，与彭真、安子文等同属刘少奇的北方局系统，若从现任工作关系上看，又与李富舂、陈毅等同属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又如，邓小平在历史上与刘少奇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现任书记处总书记的工作则他与后者捆绑在一起，同进同出，最后同遭贬黜。再如，文革初期工作组的工作主要由党务系统具体负责，但工作组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国务院各部委。
起先，国务院系统中的一些当权派因参加工作组而受到造反派追究。例如，北京地质学院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四进地质部，揪斗该部副部长邹家尤，控诉他在任地院工作组组长期间镇压学生运动。
又如，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也以相似理由屡屡揪斗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
不久，国务院系统中的多数当权派因本部门工作而受到造反派冲击，一是批判他们多年来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二是批判他们在当前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之际妄图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国务院的所有副总理和各部部长都被贴上了大字报，都受到了冲击。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军队开始受到冲击。
10月下旬，一些军事院校造反学生冲进国防科委大楼，从底层冲到顶层。11月上旬，又有军校学生冲进国防部大院，冲上总参谋部大楼。
北京已无军事禁区了。
11月13日、11月29日，陈毅、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两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学生，并作了旨在稳定军队的讲话。随即，造反派便将批判陈、叶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到了大街上。此后，这些共和国元帅们的名字便频频与“打倒”、“炮轰”、“声讨”等字眼连在一起了。陈毅还获得一个“老右”称号。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其《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中，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口号。于是，全国各地掀起“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一批高级将领先后遭到揪斗。
1966年12月，主张一切都可以冲击的中央文革小组自身也受到冲击。
北京林学院学生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等大字报，后又在天安门前两侧观礼台上贴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大标语。清华大学校园内也出现“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等大字报。北京大学署名“虎山行”的大字报宣称：“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由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校的一批老红卫兵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也在西直门城楼上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撒传单、贴标语、说“江青太狂了”，说“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后面半句话的矛头显然已不仅仅是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是指向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了，指向老人家本人以及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了。〔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58－162。〕面对群众运动的冲击，上述高层权力结构四个方面都作出自己的回应。
中央文革小组方面作出回应最快也最严厉。他们迅即将针对他们的冲击行动定性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二月黑风”，并责成公安机关逮捕那些公开反对他们的人。
党务系统方面的领导人，大都被冲击得焦头烂额，已很难作出回应，只有刚从地方大员升任中央大员的陶铸最初还能够替这一系统的人和事说一些话。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同时兼任中宣部部长，以替代彭真和陆定一。
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又补进中央常委会，排名第四，位居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前，成为党务系统方面的最高职务者。
最初，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抱积极态度。但随着运动打击面不断扩大，尤其扩大到像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时，他就持保留态度了。
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会前江青做陶铸工作，要他打头阵，向刘邓发难，但被他婉拒。在几次生活会议上，都只有陶铸和周恩来“从头到尾没有发言”。〔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8。〕他在被打倒前数日，即1966年12月28日，还在中宣部说了这样的话：“刘、邓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47。〕陶是性情中人。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批评他不该保他的老同事王任重时，这位写过《松树的风格》一书而被誉为青年导师的人被激怒了：“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0。〕陶铸不愿“落井下石”的结果，是自己也落到了井里，并承受了雨点般的石头。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时宣布：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随即，“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口号声，响彻北京，传遍全国。
1月8日，毛泽东亲作批判陶铸指示：“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上的照片和电视里都有邓小平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在中南局宣傅毛泽东思想都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昵！”〔毛泽东，《对批判陶铸的指示（1967.1.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页484。〕
毛泽东一言九鼎。陶铸被正式打倒，一夜之间，由红线人物排名第四突变为黑帮排名第三。用其遗孀曾志的话来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妇孺老幼，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6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郑笑枫等，《陶铸传》（中国青年社，1992年），页359～360。〕面对由群众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国务院系统领导人和军委系统领导人也都作出回应。由于他们的处境相对说来要比党务系统领导人的处境好些，故而他们的回应更有力些，并且是一次不成再来一次，直至将毛本人激怒而把他们重重打压下去为止。
国务院系统分管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在196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召开的工交企业座谈会上，全盘否定由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反对在工交企业中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他们还拟出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正相反对的文件，即《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亦称《十五条》）。
新文件要求工交企业应结合原四清运动部署来搞文化大革命，应分批分期进行，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八小时生产。
中央军委系统的多数领导人，都反对在军队中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反对乱冲军事机关、乱揪军队干部。他们还敢于直接表明自己这一态度，并为此不惜冲撞为毛泽东所宠爱的中央文革小组，以致于这一小组组长陈伯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1967年1月20日，在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就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抄家一事，先是徐向前元帅猛拍桌子，继是叶剑英元帅猛拍桌子，前者拍砸了茶杯盖，后者拍折了手掌骨。老将军们如此狂怒，竟将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陈伯达等人震慑住了，使他们哑然失语。会后陈伯达传给叶剑英一个电话留言，说自己安眠药吃多了，并申明将自己说过的“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那句话收回来。〔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1月2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元帅，在数次求见林彪而不获答复的情况下，坐车直闯林彪住地，当面向后者提出要搞几条规定以稳淀军队。林彪虽自文革爆发以来一直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但此次连连点头，同意这位不速之客的意见。据徐向前事后分析，“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盘算，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账，对他不利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9。〕林彪当即口述命令，经秘书记录整理成文，再经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联席讨论，定为七条，又经在京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增加一条，最后报请毛泽东批准，遂成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全军。此命令对军队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限制性规定，用了许多“不”字，如不允许乱抓人、乱抄家，不允许戴高帽、挂黑脾、游街、罚跪，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得擅离职守，不要外出串联等等。〔《中央军委命令（1967.1.28）》，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敎学参考资料》，第25册，页26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7～831；范硕等，《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585～586。〕国务院系统领导人制定了旨在稳定工交企业的《十五条》，由周恩来、陶铸、谷牧面呈毛泽东，当即为后者否定（1966.11.22）。时隔两个月，军委系统领导人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八条命令》，由林彪、徐向前面呈毛泽东，则当场获后者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1967.1.28）林彪也当场致辞答谢：“主席，您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29。〕
尽管国务院系统领导人进言和军委系统领导人进言在毛那里获得不同反响——由此可见后者对这两方面人的倚重和顾忌是有所不同的，但两大系统领导人都面临相同形势——各种矛盾正在激化，尤其是以1967年1月“上海风暴”为发端的夺权运动正在使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并且，他们大多还未被正式打倒，故都还负有维系国家秩序的责任，还拥有能为此事说话的机会。于是，他们联起手来作出他们理应作出的回应。
这就有了所谓“二月逆流”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