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图片来源：公共领域/维基百科）
【看中国2022年6月26日讯】从1956到86年，我在历史所工作了整整三十年。按理说，如果真正做点什么工作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的。可是这三十年，特别是“反右”以后强调了政治挂帅，整天搞运动，都是不务正业。只能在夹缝里做些正经事，根本没时间安下心来读书，其他人也一样。
历史所到今天成立五十年了，前后总得两百多人，其中不乏非常有才华、有水平的学者。如果能够创造条件让他们好好工作，成果会远远超出现在，但似乎并不是这样。比如，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历史所最大的重点任务就是写《中国史稿》，主编郭沫若。虽然他几次推辞，但仍一定要挂他的名字。这个工作做了四五十年，经常抽调二三十位骨干参加，都是领导看中的精英。到今天写完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就我所知，这套书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评价，倒是有不少人反对。有时候我就想：
“这些年来，我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呢？”
1977年5月，社会科学院独立出来，但在此之前，它名义上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分支机构。中国科学院一共分成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竺可植；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主任郭沫若。“学部”包括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法学等等研究所，接手原来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的班底。其中，关于历史的研究所有五个：建国门的历史所，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还有世界史所、自然科学史所、考古所。历史所实际上是中国历史研究所，我所在的思想研究室就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室。
如此看来，专业划分也很细密了，不过那时候根本没有专业——不但我们没有，哪个室的人都没有。一说今天劳动，好，我们去劳动，西直门就是我们历史所拆的。明天麦收了，大家就去拔麦子。后天炼钢铁，院子里支个土炉，把家里的炒菜锅、门把手都拿出来，一天三班倒，晚上也不歇着。还有那些迎来送往的任务，早上起来揣俩馒头到所里集合，排队按照指定路线走。贵宾一般要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能来，上百万人夹道欢呼，又打标语又摇旗子，大家一起喊“万岁，万岁！”“欢迎，欢迎！”过去之后，这上百万人再按照指定路线走回单位。人山人海的，连公交车都没有了，人挨人、人挤人。那时候，如果我坐车回家只需要二十分钟，要是走的话，得走上一个多小时。进门就想睡大觉，这一天算是又报销了。
有的青年很苦闷，说：“我们究竟是干什么的，怎么净干这些？”后来，党委书记尹达传达上面的精神，说：“现在明确吿诉你们，“革命的需要”就是你们的专业。”革命需要你去“四清”，你们就得去“四清”，需要你拔麦子，你们就得去拔麦子。
其实，这种说法也有问题。我们挂的牌子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是不是“革命的需要”？为什么不让研究历史呢？比如炼钢，当然我们可以从头学，学个三五年，或许也能出师，可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结果学历史的去炼钢，钢铁厂的工人批海瑞，把每个人都向着万能型培养，其实是“万不能”。什么都干不好，而且是效率最低下的。困难期间，据说有一种“小球藻”最有营养，培养出来可以吃，于是历史所里弄了好几个玻璃罐子做培养。我不懂那是个什么东西，不过，那本来应该是生物研究所或者农业研究所做的事，我们能研究出什么来呢？
最后不知道弄出了什么结果，反正我没吃过。
运动是多年不间断的，而且不断升级，规模越搞越大。刘少奇曾有一段话，说：“有的人不喜欢运动，怕运动，我们就是要靠运动一波一波地前进。”
就是说：运动是正常的，不运动倒不正常，所以整天就是运动。学习的任务也非常之重，往往一个重要的文件下来了，一学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整天学习。
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吿，那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不但波兰、匈牙利闹事，西欧的GC党也受到影响。二战以后在西欧，特别在法国和意大利，GC党都是第二大党，完全有可能经过选举掌握政权。可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吿一出来，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很多人退D。包括英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E.P.Thompson（汤普森），就在那时候退的党。
当然这件事对中国的震动也很大，不过国内封锁得很严。大概过了一年以后，报纸上还刊出了一小块文字“辟谣”，说根本没有什么秘密报吿，大家当然也就相信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我在美国才看到了这份秘密报吿的英文版，非常地震惊，而对于世界来讲，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是当时在国内，秘密报吿的消息一般人都不知道。正式传达的文件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是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作为正式文件传达，天天让大家学习、讨论。直到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和赫鲁晓夫有了正面的交锋，有了“九评”。每篇文章都是一学就一两个月，九篇文章学了一年多。
文革的时候更是这样。比如晚上八点钟，电台里宣布了最高指示。于是大家就九点钟集合，背最新的最高指示，然后敲锣打鼓放鞭炮，到天安门游行。回来以后都夜里一两点钟了，还不让回家，每个人都要表态，“坚决拥护……”一圈轮下来，天也快亮了，再回家睡觉。总是这样折腾，还能干什么正事呢？
我在历史所三十年，仔细算来，真正放在专业上的，加起来不过两三年，其他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跟历史研究无关。比如文件传达，来不来就好几个小时。其实要把它印出来的话，有个一二十分钟就看完了，而且印象还深刻得多。我想在这一点上，恐怕和当年的背景有关。当年在山沟里打游击，群众都是没什么文化的老乡，又没有条件全部印出来，于是就把他们召集起来，翻来覆去的讲。可是解放后还用这个办法，何必呢？一篇大文章，念就得用一个多小时，难道大家都不识字？
再比如下干校，有好几位大名人，让他们做什么呢？钱钟书那时候六十岁了，算是照顾他，就让他送信。每天背一个大口袋满处跑，上坡、下坡一跑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实这种活儿随便哪个人都能干，何必一定要找个大学问家？“反浪费”是解放以后最先开始的运动之一，我们讲节约，物力不能浪费，但人才的浪费不是浪费吗？实际上，人才的浪费才是最大的浪费。而且，是不是送两年信思想就能改造好？我表示怀疑。
上面说的都是和业务无关的活动，也是最花时间、最费精力的部分，下面再说说业务上的事。2004年，历史所出了一本回忆录，叫作《求真务实五十载》，纪念建所五十年来的种种成绩。不过我以为，实在应该再出一本，就叫《弄虚作假五十载》，讲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不过现在，那些都没人提了。
先说学术上的虚夸风
“大跃进”的时候，社科院各个所都要上去讲成绩，听起来一个比一个的成绩大，就像打擂台一样。记得有个所上去，说：“我们所翻译的资料，一个人一天译十万字。”不要说翻译，就是让我抄，一天也抄不了一万字，他怎么能干那么多？但在那种风气下，谁越虚夸谁越受到尊敬。一天十万字，一个月三十万字，一年三百六十万字，三十年就是上亿字了。历史所以前有位先生叫田昌五，评职称的时候说：“我有一百万字!J他确实写的比我们都多，应该给他评上，可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应该自愧不如了。据说某先生短短几年就有了一千六百万字之多，一百万字可是不值钱了呢。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持的，找了三个专家做他的助手，底下还有一批人帮助他们：一共干了二十年才300万字，平均下来一个人一年顶多也就几万字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位先生几年下来600万字，就像亩产多少万斤一样，这不是天方夜谭么？
领导知道我懂一点外文，所以有时也来找我。六十年代初，一天秘书处的负责人把我叫去，说是有翻译任务。拿一本书过来，但为了保密，只从中间撕下三章、差不多一百页交给我。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我不知道，内容大概是讲十九世纪中叶，一个英国旅行家Carruthers在中亚旅行的所见所闻。有一天，我们研究室的冒怀辛到我办公室来，问我在忙什么。我说上边交代了个任务，让翻译一本书。他扒到我桌上看了看，正译到这位旅行家某天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迪化知府请他吃饭。这顿饭从早上吃到天黑，一共上了三十六道菜，第一道是什么，第二道是什么……把每道菜介绍了一遍，而且中间还要把席面抬开，重换了桌子等等，光这些内容就写了好几页。冒怀辛说：
“这有什么意思，你不是浪费时间吗？”
的确如他所说，我又不研究烹饪史，也不研究美食史，费那许多精神一干就是好几个月，和我的专业有什么关系呢？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和苏联的关系闹僵了，上边要找有关中苏边界的资料。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找中苏边境问题的专家才对，他们更熟悉，也知道哪些材料最重要。我是既没研究过中亚，也没研究过新疆，连地名都是陌生的，一切都得从头来，而且完全摸不着头脑。那是什么个效率，会有什么效果呢？
再比如文革后期，有一次领导交代一篇翻译的文章让我校对，结果我发现问题很多。当然，一个人的水平有高低，这是勉强不来的，就像不能要求每个运动员都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水平不行也不必嘲笑他。但你不能弄虚作假。比如参加一万米的你少跑两圈，或者参加跳高的你从竿子底下钻过去，这是不行的。这位同志的翻译，凡是疑难的句子都跳过去，原文没有的话他在那儿胡编乱造。这种翻译，除了充数有什么意义呢？
还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历史所有位女同事叫刘坤一，老燕京出身，年纪比我还大。有一次，我们的副所长拿她的译稿让我校对，同样让我惊讶的是，她的译稿不但和原文对不上，而且连中文都不通。刘坤一是研究生毕业，怎么会中文都不通呢？我不相信。后来有一次和她聊天，她大发牢骚，说：“老让我们做“无名英雄”。”比如某领导忽然对某个题目感了兴趣，就交代篇文章让底下人翻译。吭吭哧哧干了俩月交上去，他三分钟看看没意思，啪，往废纸只一扔——得，这两个月的劳动就报销了。经她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她为什么连中文都写不通了。
对知识不尊重，对人才不珍惜，倒使滥竽充数成了风气。
1976年唐山闹地震，上面交代让整理地震资料，搞得像国家机密一样。人手一套地方志，比如《某某府志》，拿来一页一页翻。忽然发现一条记载，说康熙某某年，某地发生了地震，死了若干人。于是赶紧把它抄下来，这就是历代地震的材料了。也许这是需要的，假如真研究地震，可能也很有意思。可是我们不懂地震，也不研究地震，一弄几个月，倒也弄了一大厚摞，做什么用呢？
学部虽然牌子挂的是“中国科学院”，但在领导体制上归中宣部管，明确属于“党的理论战斗队伍”，带有很大的官僚行政机构的性质。所以，历史所的工作实际上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
比如文革前夜，历史所接到上级任务，查历代政变的资料。于是乎，男女老少齐上阵，翻箱倒柜找材料。之后不久，林彪有一个讲话在当时非常有名，历数二战以后全世界的政变以及中国的历代政变。我想，他用的就是我们提供的那些材料。后来又有所谓的“二月兵变”，针对的应该是几位老帅，最后好像都推到贺龙身上，是文革初期很重要的一个案件。我想这或许是故意制造的一个“事变”，所以要事先找材料渲染一种气氛。
林彪事件后搞儒法斗争，把法家捧的不得了，把儒家批得一无是处，接着就是批林批孔。其实，都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林彪引过《论语》里“克己复礼”这句话，于是认为他反动思想的老根子全在孔老二的身上，所以就猛批孔老二。
如果不参与其中的内幕，你永远都弄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孔子已经离我们两千五百年了，我不相信他对今天还能有多大的影响，费那么大劲批他做什么？不等于唐吉诃德先生跟风车作战，犯了神经病么？再者，今天的青年人究竟有几个真正崇拜孔子、跟孔子走的？我想即使有，也是极少，没有多大力量。孔老夫子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对、哪些错，这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你要打倒什么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必借着这个说那个，一味地影射。林彪跟孔子有什么关系？
其实都是牵强附会，太政治实用主义了，也可以叫作“古为今用”吧。
再说说科学研究。按理说，那应该是先研究、再下结论。可当时正相反，我们是先有结论，而所谓“研究”，无非是给这个结论提供证据。
那几年，国内关于历史学的文章有两个热门题目，一个是农民起义。因为按《毛选》上说，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就是农民起义。另外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毛选》上说了，就是没有外国的侵略，中国也会自己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于是这些就成了热门。其实这两点都是先有结论，把结论变成了前提，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据证明。但底下这批搞历史的人就都这么附和，到处找材料证明这两个先验结论的正确。
实际上，中国的历史资料并没有农民起义的记载，都是写“盗匪”。比如黄巾起义是“黄巾贼”，天平天国的人都留长头发，叫“发贼”。于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就把所有“贼盗”都说成农民起义，把中国历史改写成农民起义的历史，或者叫农民革命史，全是造反有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历史上那么多、那么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那中国历史就应该是最先进的，是全世界发展的最高峰了一实际上却又大谬不然。英国在十九世纪以前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但我翻了半天苏联的教科书，只发现十四世纪的英国有个Wat Tyler的起义。难道因为这，英国就变成近代史上最先进的国家了？我不相信。
再有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说。这也是个设定了的结论，于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到处找萌芽，结果找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说雇佣劳动，有人提供了生产工具、雇人替他劳动，从而产生了雇佣关系，那么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了。要这么说的话，就太幼稚了。比如我请个保姆帮我做饭，她没有生产工具,锅碗瓢盆都是我提供的，每月我要付给她工资，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了？按我的理解，什么是萌芽？它得开花、结果才能算是萌芽。可是萌了几百年的芽，始终没有继续发展，那还算是萌芽吗？古今中外到处都有雇佣劳动，那全世界就到处都是资本主义萌芽，那还得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事先设定一个唯一正确的理论标准，大家都要照着这个说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敢反对。但是，思想怎么可以定于一尊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字字都是真理？如果理论到某某人就是顶峰了，别人说的都不对，唯有他是正确的，别人都得听他的。那么，人类思想、人类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