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暴徒聚众追杀残杀华人。(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98年5月13日到16日,印度尼西亚爆发震惊世界的排华暴乱,亦称为“黑色五月暴动”。迫于世界舆论压力,1998年11月3日,印尼官方调查机构“联合实情调查团”发布调查报告称,印尼华人共计1,250人死亡,24人受伤,85名妇女遭到强奸、轮奸和性骚扰。但这一数字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依据一些人权组织的估计,遭到强奸的华裔妇女的正确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尽管一系列证据表明,这场暴乱是一起苏哈托政权试图转移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由军方直接操纵发动的“排华”事件,但时至今日13年过去,暴徒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事件的全部实情也仍未完全披露。
“黑色五月暴动”中暴徒对印尼华人的残酷兽行震惊世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纷纷强烈抗议、谴责印尼当局。但中共当局却表示“不干涉印尼内政”,对印尼的野蛮行径不谴责、不干涉,并禁止中国大陆所有媒体报导印尼“排华”事件,制止大学生自发组织的抗议行动。(按:当时美国国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发表声明加以谴责,各国新闻媒体也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报导。全世界的海外华人情绪激愤,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进行谴责。但江泽民竟以印尼发生的暴行是印尼的内政为由,指示报刊不报导,政府不干涉,对中国人民封锁消息,事发半个月后才有一两个小报做了零星报导。江泽民的所作所为,被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所看不起)
有学者表示,总结印尼一系列排华事件的根源,其起因正是中共干涉别国内政,向东南亚输出革命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通过颠覆活动来促使当地政府乐于执行为它所满意的政策。它的策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停止关心华侨利益的宣传路线,明显地抛弃他们的利益以便减轻当地政府对它的意图的恐惧。”
“黑色五月暴动”
1998年5月13日至15日,印尼发生了一场举世震惊、骇人听闻的“排华”暴乱,华裔居民受到有组织的虐待、杀害,华人所拥有的公司、住所被砸毁、抢劫,华人妇女惨遭轮奸、焚烧。据不完全统计,全印尼至少有1,200多人丧生,1,000多名妇女(多数为华人)遭到暴徒群体强暴,其中许多妇女或被活活烧死,或因下部伤势过重去世,或因羞辱难当、怀着满腔悲恨自杀身亡。
有统计数据表明,5月13日至5月15日,在短短两天多的时间里,人口一千余万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市内,有27个地区发生暴乱,全市有5,000多家华人商店和房屋被烧毁,1,200多人被杀害,468名妇女被强奸,最小的年仅九岁。同时发生在印尼梭罗、泗水、棉兰等地的类似骚乱也造成了华人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暴乱的目标集中于当地华人,暴徒所到之处打、砸、抢、烧、杀,对华人社区进行有步骤的大清洗,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华人妇女施暴。有目击者说:暴徒们穿着军靴,被人用军用卡车运来。他们点着汽车轮胎和合板墙,把人群从贫民区中引出来。然后他们高喊“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这些中国狗”,接着开始抢劫商店和超级市场。
暴徒把商店财物抢掠一空后,便把数以百计的妇女集中起来,然后强行脱光她们的衣服,进行集体轮奸,有些不幸虚脱而死,更有些妇女被奸后遭抛进火坑烧死,惨不忍睹。他们还把在场的女子中较年轻的(往往只有10岁或者11岁)抓过来,当着其他人的面,在她们的母亲、父亲、丈夫和兄弟的面前施以暴行,三次到五次。一家杂志报导,一个父亲被迫当着一家人的面亵渎自己的14岁女儿。
耶稣教会神甫桑迪亚万说:“有一些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活活被烧死,但是无论是武装部队还是救火队还是救护车都不来救援。”他还说:“有一个家庭的大女儿说,大火熊熊,她的两个妹妹被强奸。”一个妹妹被扔进火中,然后轮到她遭侮辱。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也有妇女被强奸。有一次一个12岁的姑娘竟然遭到七、八个男人玷污。
印尼“排华”暴行引起世界震怒
6月份,印尼一名华侨把一封求援信寄至某报,揭露了印尼暴乱期间,暴徒的无耻行为。接着,印尼一个华人团体发出《告全世界同胞书》,呼吁全球华人就目前印尼暴乱中华人的遭遇,向印尼驻各国使馆抗议,同时敦促各地华人社区要求世界人权组织主持公道,同声谴责印尼当局。这封由署名为“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族群”发出的信件指出,5月13日及14日在雅加达爆发的暴乱,“是印尼有组织反华集团针对华裔居民抢劫、屠杀、纵火焚烧房屋、商店、当众强奸华裔妇女”。信件特别指责暴徒“集体轮奸妇女及小女孩,并把部分受害人活活烧死”。
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人权及妇女援助组织一份报告,率先对印尼暴行进行了详细报导,并发出了强烈谴责之声,使得此事件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在国际上形成风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把印尼排华暴动的新闻放在最显著的版位,详尽、快速报导印尼华人遭受的苦难。国际舆论愤怒地指出,这同30年代德国法西斯反犹排犹没有两样。
印尼“排华”暴行披露后,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向印尼提出“严正抗议”,并紧急派出客机营救受难者。新加坡政府宣布该国的樟宜国际机场二十四小时不关闭,接受难民入境。
美国政府认定是印尼“排华”暴动是种族歧视,并以武力威胁施压迫使印尼当局收敛迫害华人的兽行;美国批准受难华裔的“避难请求”,并派出军舰从印尼接回了大量华人。被救的印尼华人在抵达美国时,在船上打出了“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横幅。
同年7月之后,泰国首都曼谷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等地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印尼排华暴行。香港特区的抗议群众用“黑漆”涂印尼领事馆大门。纽约地区对印尼暴徒残害印尼华侨感到无比愤慨的华人团体发起万人签名和示威抗议运动,强烈谴责丧心病狂残害印尼华侨的暴行,大力支持声援受难同胞。
7月20日,一批美国南加州印尼华侨成立“救援印尼人权委员会”,并决定寻找印尼暴乱的受害者到华盛顿作证,从而促使印尼当局审讯强暴华裔妇女的暴徒。马来西亚行动党秘书兼国会议员林吉祥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华裔妇女在暴乱中被轮奸及屠杀事件,并将结果呈交国际罪行法庭审讯。
中共当局对印尼的暴行无动于衷
但中共当局(江泽民执政期间)却表示“不干涉印尼内政”。中国大陆所有媒体一律禁止发表印尼“排华”事件,网络上出现的有关内容也多遭删除;同时,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抗议行动被制止。中共对印尼的野蛮行径采取不报导,不谴责、不干涉的态度,甚至如期送给印尼政府4亿元贷款,使本来惊恐万分的苏哈托大受鼓舞。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专栏作家黄永安说:中共政权不假思索地援引“不干预他国内政”的陈旧国际关系教条,完全是为本身的懦弱和自私的缄默作辩护。《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说:“我们即使无力阻止悲剧的发生,但是我们应该从理性的思判中挺身而出,替印尼华人说几句公道话。”但是中共连一句公道话也不肯为印尼的华人说。
中共党史专家、著名政论家凌锋先生撰文披露了中共在印尼反华暴乱中的言行。就在1998年5月13日印尼暴徒进行大烧杀的前夕,当时的中共外交部长唐家璇,在风雨欲来的时候,竟说印尼华人已入印尼籍,因此在印尼发生事是印尼的“内政”,从而为“排华”暴徒大开绿灯,去掉了他们仅存的顾忌。两个月后,印尼暴徒有组织强暴华裔妇女的兽行逐渐被揭露以后,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才表示“同情和关注”。
据称,事发当时由于局势极度恐怖、投诉无门,一些华人曾去中共使领馆,要求以人道主义帮助向印尼政府投诉这起“排华”事件,提请当局立即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但终以投诉者不是中国公民为由遭使领馆拒绝。
印尼骚乱调查报告出笼
在国内外舆论要求查明真相的强烈呼吁下,印尼政府于7月23日成立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其成员包括7名政府代表和11名来自人道志愿者、法律援助团体等民间组织的代表。按原计划,调查委员会应于三个月后,即10月23日向政府提交最后报告,但最终报告公布被迫两度推迟。
11月3日,在印尼司法部大楼内,上百名记者苦苦等待大约5个小时后,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在6名应到场的部长级官员全部缺席的情况下,由调查委员会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向报界公布了调查报告的全部内容。
报告证实5月骚乱的确是一场精心组织和策划的骚乱,在以华人为主要袭击目标的骚乱发生期间及之后,的确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集体强奸华人妇女事件。报告显示,5月13日∼15日骚乱期间,在雅加达共有52名妇女被强奸,14名妇女被强奸及虐待,10人受到性袭击或虐侍,9人受到性侮辱;强奸案在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发生,而且多为集体强奸案,其中绝大多数受害者为华裔。
调查报告还暗示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领导的陆军战略部队及其嫡系特种部队参与了5月强暴华人妇女案件,及在各地组织煽动骚乱。这份调查报告受到普遍质疑,因为其发现和结论基本在各种媒体上都曾有过相关报导,同时报告中存在着明显“淡化”和“遮掩”痕迹,公布的数字与估计相差甚远。
2008年5月15日,在“5月暴乱”10周年纪念仪式上,印尼妇女人权委员会发布特别报告书指出,大批华裔妇女在1998年5月暴乱中遭到强暴是不争的事实。她说,受害者中大部分被集体强奸,甚至有的性器官遭器物破坏,另有许多遭到性骚扰,受害者人数远超过5月暴乱调查团所统计的85起案件。
据香港《明报》报导,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发生的100多起最为严重。
然而,印尼政府对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或批评,或反驳、或沉默,甚至还有人对报告的真实性表示怀疑。1998年11月4日,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公开为军队辩护,反驳调查委员会有关军队参与骚乱的分析。国防部长维兰托、警察总长及情报总长在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期间,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否认有确凿证据证明在骚乱期间发生暴力强奸案件。
2008年,在“5月暴乱”10周年时,神父苏姆蒂对法新社记者说,他对印尼一些官员和民众对于“华人妇女遭强奸证据”的质疑感到不满,“一些活动人士和受害人因此收到了要他们‘闭嘴’的威胁”。苏姆蒂说:“我们想向国际社会证明,1998年的排华骚乱不是由印尼华人与当地人民的矛盾所致,这是一个‘军队运作’。”
转移矛盾 印尼军方操纵发动“五月暴乱”
印尼1998年5月的排华暴乱事件的社会背景是: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波及印度尼西亚。印尼严重的贫困差距,在金融风暴后更加显著,国内政治长期动荡不安。排华事件的导火索是雅加达大学学生的群殴致死事件和印尼政府一份统计报告,报告称:印尼10%的华人占有了国家50%的财富,从而激起了印尼穆斯林民众的不满。
很多分析认为,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哈托为转移金融危机的压力,缓和国内压力,试图通过分裂穆斯林中的传统派与非传统派、穆斯林与基督徒,乃至华人和土著人,来达到“削弱反对势力”的目的,通过军方情报机关刻意操弄族群对立而策划煽动的。
有报导分析表示,带头抢劫、放火和强奸妇女的暴徒是乘着卡车甚至军车而来、带着军人特征;暴乱同时在不同地区有组织、有部署的发动;骚乱发生的30个小时内,军队和警察失踪;在一些地方,驻守的军警在暴动前数小时接获指示撤走。
有报导称,很多暴徒事前都曾在军方单位中接受过训练,以执行纵火抢掠和强奸华人妇女的任务;有消息还指暴徒每强奸一名华人妇女,就能得到2万盾(约2.5美元)作为报酬。
印尼所谓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就五月骚乱传讯雅加达特区省长和雅加达军区前司令,在证词中,该省长承认骚乱是有组织的、是有人煽动的;前司令则证实,参与骚乱的一些人来自雅加达以外的地方;但该证词记录后来却被盗。
一切证据都表明:这场暴乱是一起由印尼军方插手操纵发动的“排华”事件。很多分析都指出,这场暴乱的策划和印尼政治高层内部的斗争密切相关,特别是: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女婿、曾任特种部队和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时任参谋与指挥学院院长的普拉波沃•苏毕安托中将企图借制造混乱,给时任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造成难局,同时造成苏哈托镇压民众反叛的借口。
印尼1998年5月的排华暴乱,已经过去了24年。到目前为止,暴徒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也没有一份全面的可信的官方的调查报告披露事件的全部实情。
中共“输出革命”引发印尼排华
印尼有华人2,000多万,绝大多数是晚清以后,从中国的福建、广东几次大的移民迁徙到达印尼。华人到印尼后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他们先是从事捕鱼业,后逐步进入商业、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业等产业,经过几代人含辛茹苦的奋斗,在印尼的这些产业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945年印尼获得独立,成立印尼联邦共和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批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同时也输出“革命”,扶植印尼共产党。当时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更在一次讲话中称,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中共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尽颜色。
1965年,印尼爆发“九三零事件”,印尼共产党党员、苏加诺的亲信、总统卫队三营营长翁东中校发动政变,绑架并杀害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六名右翼军方领袖。时任军队将领的苏哈托指责印尼共产党暗杀政敌试图夺权,随即组织右翼军人,在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
1967年,苏加诺被迫辞职,苏哈托接任总统。苏哈托在反共清洗中,除了消灭印尼共产党份子以外,亦由于中共的参与,导致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份子处决。学界普遍认为,有50万印尼华人在此事件中丧生。
当时的中共高层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并没有发表过意见,也没有提出抗议。此后印尼从60年代中期开始长达三十几年的反华、排华。苏哈托在30多年的统治期间对华人采取歧视性政策,不准讲华语,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准使用华文姓名,华人不能进入政府体制。
1968年,新加坡政府将印尼船员判刑,引起泗水的排华暴动;1970年,一名苏拉维西的华人,由于对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语出不敬,导致当地的反华行动;1973年8月,爪哇万隆亦发生排华暴动;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出访印尼,也引起印尼人的民族意识高涨,从反日示威演变成排华暴动。
80年代的印尼,排华运动由过去的零星事件,逐渐被有心人士用来扩张成攻击性的大型暴乱,且愈演愈烈。1980年,在爪哇梭罗的一名华人与一个印尼中学生,因骑脚踏车互撞而发生口角,当地华人商店立即遭到攻击。当时谣言四散,加重了排华情绪,使得暴动一路蔓延到三宝珑,引起全国性的骚动,数十人伤亡。
1982年,印尼政府将排华归咎于华人本身无法与当地人融合,宗教事务部甚至颁令,禁止华人基督教教堂使用华语传道。
1983年,松巴洼岛发生排华暴动,数十间华商被劫;1984年,雅加达发生排华暴乱,死伤数十人;1986年,泗水一名华人虐待女佣的消息传出,引起当地长达数周的排华暴动
总结这些排华事件根源,其起因正是中共向东南亚输出革命造成的。除了印尼,当年中共输出过革命的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国也曾经爆发各种规模的排华事件。
英国历史学家霍尔的著作《东南亚史》分析说:“……由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东南亚的每一个国家都开始不安地意识到在它们当中存在着一支潜在的中共的‘第五纵队’。”“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通过颠覆活动来促使当地政府乐于执行为它所满意的政策。它的策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停止关心华侨利益的宣传路线,明显地抛弃他们的利益以便减轻当地政府对它的意图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