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蒋介石。（网络图片）
张学良在父亲张作霖死后，先是东北易帜，后是不抵抗日军而丢弃东北，继而西安事变，终而软禁半生，最后寿终于美国。晚年的张学良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获得自由之身后也不愿回大陆。
张学良宣布“易帜”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
更关键的是，张学良凭借“易帜”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张学良拒绝抗日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
“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九一八不抵抗的耻辱！
故此，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先是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狮子大开口，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
接着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
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又生气又伤心，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谢罪国人。
然而，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以继续“羁縻”。
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内容是——“节节抵抗”。况且，“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九一八”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张学良面对自己父亲都极力敬仰的前辈，不敢耍个性，但也是顾左右而言他。
吴佩孚训斥他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对于富有实力的张大军阀张学良少爷来说，他若抗日，谁阻止得了？他若不抗日，谁又指挥得了！
“九一八”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
奋力抗日的，还有坚守山海关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对抗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日军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三十九军宋哲元。
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有民族气节，而人们称为“爱国将领”的“东北王”，居然就不发一枪、窜回关内。其实，只要真敢抗日，无人能够阻止。
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有血性的男子都不会把它当一回事。
（左起）张学良， 杨虎城， 蒋介石。（网络图片）
张学良说“九一八”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根本没有请求政府……我没把日本看透……我就没想到日本会敢那么样来！（《张学良口述历史》）
张学良评“西安事变”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在台湾大溪见蒋介石。张泪涌，蒋湿眶。张对蒋讲了一段话肺腑之言：
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
……总统未作答，只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幽禁21年张蒋泪对》）
张学良拒绝回大陆
“西安事变”中，面对着全国的声讨和苏联、中共的“背信弃义”，轻信盲从的张学良陷于深深的懊悔中，因此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
张学良送蒋回到南京后，一直被囚禁、软禁，后来随蒋到了台湾。
蒋经国过世之后，他获得自由之身，九十年代定居美国，直到2001年去世。
在张学良的有生之年，无论中共怎样“盛情邀请”，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
张学良自称“罪人中的罪魁”
1954年，张学良在见过蒋介石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蒋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
晚年的张学良虔信基督教，在1990年6月1日的九十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据悉，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介石对他的囚禁。而晚年多次痛心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的张学良在1991年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其进行采访，张解释他为何决定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