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网络图片）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今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这是一个怪怪的题目，却是一段辛酸的往事。可就这么一个不轻不重的巴掌，让我的老领导，不仅丢了总编室主任之职，还开除党藉，行政从十三级降至十九级，一脚踢出相府，贬到成都草堂寺当园艺工，再未回到报社，一直老死在那里。
而且这“一个巴掌”，是为我而拍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时不时地浮上来，直到今天才化成这段辛酸的文字，让我欲哭无泪，好不容易坚特地写了下去，就为着这“一个巴掌”啊！
不知谁个文人，写了首撑船竹竿（四川人叫篙竿）的词，全联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两句：“休提起，休提起，提起珠泪满江河……”。这短不足十三个字的字节，是多么形象生动，叫人回味无穷啊！
他的一生，就像撑船的竿，跟着共产党，追随毛泽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又从“解放战争”到进军西藏，马不停蹄，驾着一叶渴望民主自由之舟，冲破惊涛核浪，迎着暴风骤雨，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却被自已人打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层，再也浮不上来，应了这“休提起”的词儿？
他的一生是灾难的一生，悲剧地一生，也是“‘共和国’”一幅灰色的画卷，不，是上世纪中国广大知识份子的灰色画卷！可是，我们曾为之发狂钟爱过的“共和国”，直到此日此时，也不愿更换这面旗子的颜色，仍视为骄傲，那就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地重新为它涂色。
五十年前三、四月份，正是“杂花生树，群鹰乱飞”，万象复苏的春日，一时被艺术家们称为文艺的春天。可是一些讨厌春天、喜欢狞鸟的人，早已举起兰茵茵的双管猎枪，藏在花丛绿草深处，瞄准一只只唧唧啾啾的小鸟。四川打的第一只鸟，就是《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没有想到后来中弹的竟有一万多只鸟，有的还是飞不起的雏鸟。我们《成都日报》小小的文艺组，有六只鸟四只被击中，想不到他这个老革命也中了弹，就是这“一个巴掌”，一个不平的巴掌。
那天，他轻轻推开我们文艺组办公室的门，拿着修改好的稿件清样，征求杨蓓姐的意见。杨蓓挪把藤椅请他坐下，浅浅一笑说：“老王，你是头，定了就是。”
“那不成，得再看一遍。”他把划有红铅笔的修改清样，交给杨蓓，静静坐在那里默默恭候。
他的级别虽然比总编高，资格比市委宣传部长老，但从没有官架子，对谁客客气气，温文尔雅。不知是身体原因，还是节俭之故，他总是喜欢穿着那一身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加付茶色水晶镜，这恐怕雪域生活留下的后遗症？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加上一米八几的个子，纵坐着也高出杨蓓一个头。
组长肖青说，王畋是老革命，老报人，学生时代就参与办报纸，在延安时当个编辑。后随军南下，西藏“和平解放”时，就是《西藏日报》总编辑，因患有心脏病，不适宜高原气候，调回内地休养，暂时在《四川日报》上斑。去年《成都日报》创刊，市委向省上要人，便调他来作总编辑室主，负责报纸的终审。批判《草木篇》是全省的一件大事，所以他抓得很紧。
他待杨蓓看完清样，见未提出意见，便说：“诗无达诂，不知这提法对不对？老拿不定主意？我翻查了下《辞海》，好像也说得不甚清楚……”
他说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昨天在省文联座谈会上，对众多批评《草木篇》的意见，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提出“诗无达诂”的见解。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对一首诗的看法理解，都不是一致的。比如杜甫《赠花卿》一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几百年来说法就不统一，莫衷一世。有人说，是写锦城音乐的优美动听；有人说，是写达官显贵富的糜烂生活；还有说，是讽刺崔光远部将花敬定，在蜀地动用天子礼乐的抨击……故诗无达诂。现《草木篇》也是这样，有人说它是“反党毒草”，有人说它是寓意抒情的休闲作品，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我文化知识水平低，不懂得“诗无达诂”这四个字的意思，从旁插一杠子，问：“什么叫诗无达诂啊？”
他正正茶色眼镜，那瘦削少肉的脸上，浮起层善意的和达的微笑，说：“达，通达、贯穿；诂，解释或叫注释。诗无达诂，就是一首诗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思，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解释。”
“不错，是这样！”年轻人嘴无遮拦，何况我自来心直口快，连珠炮地放开了：“这不是和瞎子摸象一样道理吗？三个瞎子摸一头象，摸到象鼻子的人说，像是条石头；摸到象腿的人说，像是根木柱；摸到象腹的人说，像是堵墙版……”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小黄，你还真会解释。”他站起拿上清样，又注目地看了杨蓓一眼说：“就这样定，明天发一版。”
“老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这个时候发好不好？会场就有人说，张默生在为流沙河开脱。”杨蓓一下顾虑起来，欲言又忍：“我怕……”
“怕什么？又不是你的观点”他停住脚，再看了遍手中的清样，不无关怀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呜，就是各有各的观点，都一个腔调了，还争鸣什么？你是参会的记者，照录而已。再说，对《草不篇》的批判也有失公允，一组散文诗嘛，哪就有那么多问题？我签发的稿，我负责！”
我是流沙河的支持者，穿连裆的人，对他无畏的精神深表敬佩，立即表态：“王主任的意见，我同意！”
待他走后，杨蓓姐久久抱住头没有说话，心不在焉地不知想什么？事隔了一周，我和她外出采访，忽然她叹口气说：“唉，老王怪可怜，三十六七的人了，还打着单身！”
我惊了，两眼怔怔地望着杨蓓，问：“他没有结婚？”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说，“他向我讲过多次，1941年，他和中学相爱的一个叫什么？哦，哦，叫袁静的女友，从山东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后两人分在一家什么报纸作编辑，感情好得不得了，相互留有生死与共，百头偕老的誓言。后整风，延安大抓特务。有人检举，说他们两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又打、又斗、又关，搞了大半年。后来他放出来了，袁静经不住革命考验，自杀了。至此，他没有再找女朋友，一直怀念袁静，说她人品好，又有才华……”
我听得心里酸楚楚，重沉沉，不知革命道路有这么多坡坡坎坎，“考验”，还会把人“考验死”？竟叹起气来说：“杨姐，他那么好个人，你怎么不帮他介绍个对象？”
她没有说话，快到采访目的地了，才敞开了点心扉：“小黄，你不了解知识份子，没有合心合意的对象，宁愿打一辈子单身，结婚比不结婚还痛苦。”
我听后，真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我年轻，正处在“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岁月，不知男女感情这么复杂！自此我方注意，王畋总喜欢到我们办公室来闲聊，特喜欢和杨蓓聊，不过都是些文学和工作上的事情。
一次，我去他办公室送校了的清样，他留我坐了会儿，除问我最在写什么作品外，还问我杨蓓请假未上班的原因。我道：“听说她得了感冒，在医院输液。”
他听得认真，不停地吸烟。此时，我方发现他烟瘾特大，桌上一个大瓷盘里全是烟蒂，办公室全是浓浓咽味。我便关切地说：“王主任，今天不来你办公室，我真不知你吸烟吸得这么厉害？一天能吸一包吧？”
他怕呛着我，忙推开窗户，取下鼻梁上茶色水晶眼镜，用擦布不停地擦镜片，尔后，久久默默无语望着手中那只烟，似乎在考虑怎么回答我堤出的问题。约莫两分钟后，才不好意思地一笑说：“我吸烟从不出这间办公室，只要一坐下就抽，一天至少两包。”
“两包？”我睁着双大大的眼晴。
“对，两包。”他静静地不动声色说：“我用它解闷，用它伴工作。唉，十多年了，也就成了习惯。”
相视沉默了好一阵，只有腕上手表在嘀嘀哒哒作响。他换支烟，吸上说：“你杨蓓姐是个才女，工作又拿得起来，不容易啊！”
中共的反右派运动吞噬了无数的中华民族精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到了1957年7月，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在报社开展起来。在市委工作组的授意下，积极分子把我发表在《草地》文艺月刊上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和两个未发表的铅印续篇《向党反映》、《上北京》张贴出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不服，写大字报反击。为了制服我的“嚣张气焰”，在一次报社召开的全体编采人员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好的积极份子，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但不检查，还质问那些积极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反党的右派份子！”
气得他们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
“放屁，谁背叛了？”我据理力争，毫不退怯，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是毛主席主张揭露生话阴暗面。既然我写的是反党小说，省文联机关刊物《草地》，为什么要发表？”
积极分子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
这时，他挺身而立，突然把桌子一拍，道：“吵什么？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嘛！”
会议嘎然而止，极积分子们一下泄了气。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报社走廓和一切空隙之处，口径全一致：
“打倒老右派份子王畋！”
“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份子黄泽荣（晓枫）！”
“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已反党罪行！”
真叫立竿见影。接着，他被停职，再后和我们十多个揪出的“右派份子”苏定生、孙文元、陈泽昆、杨蓓、邱乾坤、宋得贵等，一齐集中干劳动。他天天见着杨蓓，但从不说一句话。后来，我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行政十三级降为十九级，到草堂寺当园丁；杨蓓自划右派后，老公划清界限，提出离婚，去了街道生产组。
二十三年后的1980年12月，我被“平反”（我是判过刑的“反革命”）回到报社文艺组仍作编辑。一天，我特地骑着自行车，去草堂寺看望他。
他也早己“改正”，但不愿回报社，自愿留在草堂寺做高薪顾问。他有单独住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仍是单身。此时，他已近六十岁，还是那一身装束：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加付茶色水晶镜，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却多了一付枴杖，脸上多了些黑色老人斑，一走路就柱着枴杖，有点未老先衰。岁月不饶人呀！我心里在说。
他将我让到他的住室。住室很洁净，一张单人行军床，半套沙发，一张精致的圆桌。在他那常坐的藤圈椅前，有个铁皮火炉，里面燃着蜂窝煤。炉上放着个铜茶壶，茶壶不停吼叫，壶嘴吐着长长白气。
他若有所失不停地吸着烟，烟瘾似乎比从前更厉害，吸着吸着，时不时爆出阵巨烈咳嗽。我有点不安，想提那“一个巴掌”事，可他没点兴趣。我坐在沙发上，品着茶，从生活入手问：“身体好吗？”
“好！”
“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为什么不回报社？”
“不回！”
“这儿比报社好么？”
“好！”
他的回答，没有个多的字，不知为什么，我有种说不出的难受，难受得心在颤抖。在我离开时，他突然问：“杨蓓复婚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她说没有意思。”我心间一亮，想搭个桥。
他“哦”了声，嘎然关住心扉之门，再不说什么。
我由不得关切地问一句：“带信吗？”
他无表情地摇摇头。
分别时，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冷，但有力。两年后，他心脏病发作，未送到医院就死了。此时，我在西藏采访，赶写“和平解放”三十年的报导。回归时，我去草堂，草堂人说：火化后，骨灰由他侄儿带回了山东。
我反为宽慰，觉得他的魂魄总算有了个长眠之地，有侄儿守护，不会孤独了吧？也许，这就是革命对他的回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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