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特鲁多（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1月22日讯】在最近的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G20)峰会上,有一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相遇对话的视频，引起全球关注和热议。视频中习近平对加方将其与特鲁多前两天在会场边上的简短对话内容向外公布，表达了不满。
一时间海内外粉红和五毛为之欢呼雀跃，看，习主席把特鲁多当众教训了一通，真为中国提气。但蹊跷的是，没过48小时，中共自己先在国内对此条消息和视频实行了全网封杀，连“特鲁多”都成了敏感词。这么扬眉吐气的事情，怎么不让宣传炒作了呢？原来，真正“犯虚”的还是中共和习近平自己，因为加方的新闻稿中有提到，特鲁多对中方干涉加拿大国会议员选举一事向习近平表示了严重关切。
据加拿大主流报纸《环球新闻》最近披露，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中共向至少11名候选人注入了竞选资金，其资金输送的代理人，是多伦多市华联会负责人魏某某。另外，魏某某及其社团还涉嫌协助中共警察在多伦多设立所谓“警务办公室”。目前，加拿大安全部门已经就这两大案件开始对魏某某进行调查。
另外，美国司法部最近宣布，首位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中国政府情报官徐延军在辛辛那提联邦法庭，被指控试图窃取美国航空贸易机密的间谍罪行，并被依法判处20年监禁。美方的指控称，从2013年底到2018年4月，徐延军策划，组织，和操作了一系列针对美国航空技术机密的盗窃活动，并指使下属渗透到美军和政府部门内部非法活动。
对上述调查和指控，中共方面当然是一如既往地矢口否认，敢做不敢当。中共当年连大名鼎鼎成功打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间谍金无怠尚且见死不救，可见这是中共的既定传统。据报道中共跟台湾之间的谍战，有时还有相互交换被俘人员的举措（譬如2015年12月就进行了一次公开交换）。而一旦涉及到外国，中共的面子似乎比里子更重要，于是干脆对其国际间谍活动一概不认账。
中共的海外渗透布局
请注意以上两大案件的案发时间，加拿大一案是2019年，而美国一案是2013-2018年之间，都是发生在中国与西方“蜜月关系”结束之前。所谓中西“蜜月关系”指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中国与西方开始的日益密切的商贸，文化，和人员往来。双方都似乎进入了某种“互不设防”状态，即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这段“互不设防”的蜜月期，中国与西方可以说各有斩获。西方文明价值和实践，譬如中共所最惧怕担心的“普世价值”，“公民文化”，“中产阶级“，“非政府组织“，”民营企业“等在中国社会蓬勃兴起和发展，为世界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促进政治体制变革和现代文化转型的前景，平添了许多希望和信心。
而中共方面也不遗余力地利用西方民主体制开放透明，讲究“平等正义”等政治正确，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和文化的重商本能等一系列特点，先由商业机密窃取，强迫专利转让，鼓动海外华裔人才回国服务等举措开始，后来也开始通过海外侨团或派专职情报员对有关西方国家的政府人员直接行贿收买，对政治体系运作和程序加以影响渗透，等等。
中国政府还在海外大肆设立所谓“孔子学院“，推进”一带一路“项目等，都曾风靡一时。包括近期英国媒体披露的中国军队不惜重金招募英国空军退役飞行员前往中国培训中国空军飞行员的事情，也属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西蜜月行为“之一。
可以注意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在加强贸易往来的同时，还是一如既往地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主，因为这是西方文明的优势。而中共对西方的渗透，绝对不敢再象当年美苏冷战那样苏联还自觉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后冷战“时期，传统共产意识形态已经名声扫地，不值一提了。于是中共对海外渗透的两大利器就改变成了金钱至上+民族主义，即对外国人搞资本收买，对海外华裔搞爱党统战。
曾几何时，在中共领导层“韬光养晦“，”闷声大发财“，及”中美夫妻论“等指导方针下，中共的海外渗透与影响力一时间搞得风生水起，红白通吃，防不胜防。譬如中共统战部门就在海外华人圈中发展了大批外围组织，连本来应该是自由独立发声的许多家海外华文媒体（也包括台湾的一些媒体），也竟然逐步被中共的统战策略所转化收编，打出的名目当然是诸如”中华崛起”,“国家统一“，”中国梦“等一类口号。
中共的海外现实困局
表面上看，中国与美国的蜜月关系，在2018年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展开贸易战为标志，开始走向式微和结束；而在加拿大，也因为2019年起“孟晚舟事件”的影响和“新冠疫情”爆发肆虐，而造成中加关系的急剧恶化，等于宣告蜜月关系结束。通过中共在国际贸易上的系列违规恶行，对疫情早期防控失败和病毒溯源欲盖弥彰，以及处理孟晚舟事件上“欺加拿大软怕美国硬”的丑态，令包括美加在内的西方世界迅速觉醒，开始认识到与中共的关系，并非局部的某些就事论事争执，而是全局性先进文明面对专制野蛮的新一轮系统博弈。
而在深层实质上，自本世纪初开始的中共与西方对弈，其实就象一场拔河比赛，就看最后哪一方先撑不住了。现在回顾总结起来，2012年的时候，中美双方其实就都有些撑不住了，尤其以中共一方为甚。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就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是看到中共势力逐步坐大，美国有些担心了。而中共方面，按照其现在的说法，2012年习近平接班掌权的时候，中共已经接近亡党了：党内军内政府内大面积腐败，推崇经济和GDP挂帅，党国意识形态无力，社会上公民文化兴起，要求自由民主法治，中共的独裁权力也受到民营企业家群体如马云孙大午等的挑战。
于是习一上台马上着手选择反腐败，换上自己的习家军人马，同时重手剿灭公民社会，打压民营企业，在高校搞“七不讲“，抓捕律师和异议人士，舆论全面管制收紧，镇压少数民族和香港自由，目标只有一个，不择手段维持住共产党的独裁专制地位。
对美国和西方来说，对中共就像当年应对纳粹德国崛起那样，不同时期政策可能出现绥靖或强硬的起伏波动。但对中共而言，有个怪圈就更致命了，即一放就乱，一收即死。中共的所谓收，一般就是“极左回潮“的代名词。历史的殷鉴不远，1934年，中共在全党和苏区大搞极左路线，结果呢，所谓苏区根据地100%丧失，白区地下党90%损失，中共红军被迫出走长征。
现在习近平旗帜鲜明大搞共产原教旨意识形态并重回极左路线，这反倒让西方迅速清醒起来，比较容易找准了目标，不像原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样一场混战。美国和加拿大现在也可以旗帜鲜明了，只要涉及中共的人和事，就查就抓就起诉，一般都不会搞错了，中共就是个明确靶子。这跟当年二战爆发后，只要遇到纳粹就应开打一样，那就是政治正确。习近平倒行逆施等于自缚罗网。
但民主自由阵营也有一个教训要汲取，即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的进步积累，却让习近平用了10年就给复辟了呢？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对中共的“夹层结构“认识不清，导致对中共的深层渗透和演变很难实现。
所谓中共的“夹层结构“，就是除了繁杂的所谓“民间”外围统战组织外，中共还搞了政府部门和党政机构两套人马，其中以政府机构对外，而党政部门主内。这意味着由政府部门作”防火墙“，令外界很难直接接触到掌握实权的党政机构。譬如什么”文化旅游部“，”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都还算是“外层”组织，即外界可能直接接触到。但关键还有一个“内层”主管机构，那就是中宣部，这才是拍板决策的地方，但外界如想直接接触中宣部，就不那么容易和直截了当了。
对习近平而言，想抓住笔杆子，那么就要控制住中宣部，再不断强调“党领导一切“，就等于是纲举目张，笔杆子在握。而1989年北京能爆发六四学潮，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是个出名大胆的中共改革派，曾提出著名的“三宽”原则：宽厚、宽容和宽松。由此可见，欲推动中共和中国的真正变革，正面力量必须善于突破中共的外层表面，直达内层核心，才能见到突出成效。这是历史留给未来的深刻教训和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