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阅读了这些在国内不可能看到的文章后，气得血压升高，多次对我说，希望强大的解放军横扫美国，“把那些敢于反毛反共的人士斩尽杀绝”。（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前几年听说我的一位好朋友的父母亲先后寿终正寝，两人年龄只差一岁，分别享年83岁和88岁。我衷心祝愿两位老人冥福。
二老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吉林人。日本统治东北14年，正是他们学习语言的黄金年龄，因此二老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语。1945年，二人同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上学，共同攻读冶金学，因而相识结婚。苏联占领东北，随后将东北转送给先期入关的共产党军队。国共争夺东北时，国军从未跨过松花江，因此黑龙江省一直归共产党占领。于是二老都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并于1946年前后分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资格够老了。当时，在平均文化水平较低的共产党内，这种高级知识份子是很有使用价值的。二老真心实意地信仰共产主义，无限热爱共产党和毛泽东，真正做到了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1949年以后被调往北京冶金部工作，最高时曾达到过比副部长低一级的水平，后来又被调往某大型钢铁企业任党委书记。
1949年以后的27年里，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被整肃的人数不胜数，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话来说，“毛主席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每次只打倒5％的人，若干次之后，所有人就都被打倒完了，只剩毛主席一个人是好人”。然而经历了这么多政治运动，二老却毫发无损，从来不曾被批斗过，每次都是他们去整肃别人。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二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打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在他们的主持下，钢铁厂数十名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发送劳改，一个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后大多数人客死他乡，只有三人侥幸活到了1979年。1978年胡耀邦为几乎所有反右斗争中的右派份子们“纠正”，那三位幸存的受害者当然也很幸运，而宣布为他们进行“纠正”的，却又是当年把他们打成右派的这两个人。本世纪初的一天，二老对我谈起了当年的反右斗争时，仍然洋洋得意地炫耀他们当年为保卫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认为把那众多人划为反革命右派，是完全必要。至于后来为右派份子们“纠正”，二老认为，那同样也很有必要，因为那是党的要求和命令。
照理说，这样的老一辈共产党高级干部是不可能与我等平头百姓小人物相识的，但我们为什么成了好朋友呢？
二老一方面忠贞不渝地深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但同时又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子女移居美国，于是后来，他们的一位宝贝儿子来美后，成了我的邻居和朋友。共产党内竞争激烈，能当上高级干部的人全都是有特殊才华的人，他们为人处世老道，顺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他们的子女也都有这方面极好的遗传基因，深受周围人喜爱。本世纪初，二老获得了美国的永居权，来美与宝贝儿子共同生活了几年，因而与我相识，并经常聊天。因在美国找到了一位能用日本语与他们聊天的人，二老更对我关照有加。移民美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要在白人圈里赚钱，犹如虎口拔牙。高干子女在国内可以享有特权，出国就没门了，大家都很平等，都必须努力工作赚钱、养家餬口，大家都有很多难言之苦，二老的子女当然也不例外。二老曾当着我的面多次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一定要在美国永远地生活下去，不论多么艰难困苦，绝不准返回中国。
国的生活使二老不愉快，在美国这种汽车社会里，二老没有汽车驾照，如同没有腿，生活犹如坐牢。没有朋友聊天打麻将，非常孤单。海外人力费昂贵，请不起保姆，家务活都得自己动手，人老了干不动活，又不忍心看着子女又忙工作、又忙家务，生活中真是诸多的不满意。然而特别让老人不满意的地方是，他们发现，海外的这些中国人并不是人人都像他们一样追随共产主义。这些人有报纸、有杂志，常常针对国内弊端，指名道姓地发表一些不客气的批评文章。二老阅读了这些在国内不可能看到的文章后，气得血压升高，多次对我说，希望强大的解放军横扫美国，“把那些敢于反毛反共的人士斩尽杀绝”。
前几年，二老决定返回中国，放弃美国绿卡。然后在国内子女们的关照下，先后在北京301医院寿终正寝。
二老在世时无限忠于共产主义，痛恨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但好像不合逻辑的是，他们除了鼓励、支持自己的两名子女移居美国之外，更进一步地设法将孙辈们尽数送往美国。时代不一样了，移民的方法也变了：国内不少的官二代、官三代们赚取了大笔财富之后，采用投资移民的方法，一次给美国政府支付（投资）百万美元，“购买”一份绿卡，家属先移民美国，自己则在太平洋上空奔波，一边继续在中国发财，一边在美国购置房产，享受幸福生活。二老就有两位孙辈都先后投出巨资，移民来到美国，比我们这些凭技术吃饭的人强多了！记得当年我们聊天时，我曾问过二老：“毛主席、共产党对你们这么好，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如此需要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求你们的子孙后代移民美国呢？你们的思想与行动之间是否有些矛盾？”。他们回答道：“没有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