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门。(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冯国将,是受中共迫害的,千千万万华裔同胞中的一个幸存者,今年91岁,现居美国洛杉矶,他的人生经历是坎坷曲折的。他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他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认识,是值得深度人们思考的,尤其是他对中共本质的认识,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1928年,他出生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的东印度群岛的苏门答腊岛。他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到他兄弟姐妹这一代,他们的家族,已经是第三代南洋华侨了,当时家庭经济富裕。他的童年是在印尼度过的。1942年,在日本统治印尼时期,他在上小学时,学过印尼语、中文,他受到反对日本教师的影响,曾经拒绝学日文,他也组织过秘密读书会,看左派书报。
说起他的名字,有一段小故事。因为他的父亲不会中文,送他上学时,就用广东潮州话来说他的名字,按潮州语音,“冯”姓发音为“bang”,他的名字全称听起来是“bang mu jiang”,老师就写成“冯牧江”。因“牧江”与“木匠”同音,他不喜欢,就请同学给改名,当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抗日战争,他崇拜蒋介石,认为蒋是领导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他爱中国,于是他名字改作冯国蒋。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的宣传,在印尼华侨中很有影响。冯国将当时在一个中文学校读书,受左派教师影响,他开始相信马列主义宣传,认同新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成为毛泽东的信徒,他把自己名字中的最后一个“蒋”字,去掉了上面的草字头,成了“将”字。
1946年他的家庭经济发生变化,他在印尼辍学。他原来的一个老师在新加坡给他来信,叫他到新加坡上学,于是他就离开了印尼,到新加坡一个左派办的华侨中学上学。1947年他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团的前身)。在马来亚共产党组织援越抗法志愿军时,他报名参加,但是新加坡官方不允许出境,他去不了,于是在1948年他又回到了印尼。1948年印尼共产党组织起义失败,他就想去中国解放区去学习军事。
1949年初,他20岁时离开印尼到了香港。进了共产党地下党在香港办的一个学校,学校被英国人查封后,中共地下党就选了一批左派学生,从香港坐轮船保送去天津,然后转到北京学习。到了天津,李立三接见了他们,5月,他们就到了北京,进入中共办的华侨训练班,这是中共为培养对外干部,办的一个秘密学校,主要是学习政治、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在学期间还到中南海去,听中共高层领导作的政治报告,例如听朱德讲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因为冯国将到中国的志愿是想学军事,他就申请退了学,然后考入在北京长辛店的华北军政大学。在此学习期间,又因病不能参加军训而退学。后来他又考入北京四中,以后转入北京师大附中。在北京期间,他经历了中共发动的“抗美援朝”、“肃反”、“三反”、“镇反”等政治运动。他亲眼见到中国在“镇反”时,被中共成批枪毙的,是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降中共的官兵。毛泽东曾经讲过,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他认为“镇反”枪毙俘虏这是背信弃义。在“三反”运动时,他看到是中共党员的人,贪污犯罪,只做个检讨,就放过。而真正送去监狱的,是原国民党留用人员。他看到朝鲜战争,明明是北朝鲜突袭韩国发动的战争,美国是在韩国危机时刻才出兵援助,而中共却宣称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共不但强迫青年参加志愿军,而且中国志愿军作战的主力部队,是原国民党起义官兵在战场送死。这些不公平,使他思考,醒悟,他意识到在中共统治下,他如果再留在这里,说不定哪一天会整到他头上来。他决定要离开中国。在1952年他高中毕业前就想走,但是没被批准。在那时不准出国,出国就等于叛国。无奈,在高中毕业后,他考进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1955年“肃反运动”时,每个人都被要求写检举信,他没有写。因别人检举他,他就莫名其妙的成了“肃反”对象。开大会要他交待“偷听敌台”问题,要他交待“宣传美军军事威力”问题。原来,事实真相是他曾经在一次偶然机会,在北大一个朋友那里,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短波,是澳大利亚电台播放的音乐,此事他仅仅告诉过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在“肃反运动”一来,就检举他,说他偷听敌台。说他宣传美军也是捕风捉影,原来,是他母亲给他从印尼寄过印尼文的报纸,上面有一篇新闻报导,说在新西兰,发生过因为美军喷气式飞机,飞的太低,把民房玻璃震碎了的新闻。有个同学问他看的是什么,他就对他讲了这件事,结果肃反中,这个同学揭发他鼓吹美军的军事威力。最令他伤心的,是他听了党领导的话,反而被污蔑隐瞒历史。在他离开华侨训练班时,校领导李杰夫嘱咐他保密,说将来写简历时不要写这段经历,他听了党的话,入清华的学历上没有写,清华大学就开批斗会斗争他。他一概不认罪。在1955年他被勒令退学。他想回印尼,申请出国,直至一年后才给答复,只准他到香港。于是他就求见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蒋南翔接见了他。他解释了事实真相。在消除误会后,蒋南翔承认批斗他错了,允许他复学。在他是走是留犹豫不决时,他问了一个年长的华侨朋友,这个朋友没有直接说,只说:“共产党给你挖了一个坑,就看你跳不跳。”由于他喜欢学建筑,想把大学念完,最后还是决定留了下来。
1956年他又上清华大学。念到五年级(学制六年)时,正是1957年,遇到“整风运动”。这个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要求知识份子向党“鸣放”,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毛泽东声称言者无罪。当时清华大学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开始冯国将只是看大字报,不说话。校长通知他,参加在校长办公室召开的“华侨同学鸣放座谈会”。他谢绝了两次,到第三次通知,他只好去参加。与会华侨学生有十几个,只有两个人发言。第一个人只是提出一个希望,他说来自南方的华侨,不适宜北方寒冷生活,希望毕业分配时,把他分配的南方去。第二个是潘志明,他在发言中说了肃反运动时,有人把他关押,采取逼供手段,晚上用台灯照他眼不准闭眼,导致他精神崩溃,他希望以后不再发生逼迫华侨学生的事。校长说他不知道,就宣布散会了。冯国将认为校长这样做不对,他就在会后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求党委交代潘志明事件,得到同学支持。第二次华侨同学座谈会,改由党委第二书记主持,批斗潘志明的学生黄志春,他承认批斗潘不对,他向潘志明道歉,但是不承认用台灯照人逼供。冯国将打抱不平,认为不能接受这种道歉。到第三次开会时,党已经在底下做了思想工作,到开会时没有人再发言。会后,有人写大字报,说冯国将造谣,说根本没有逼供信这回事,逼冯国将写检讨大字报。冯国将说:“头可断,血可流,我不在乎,我不承认造谣!”结果,这话成了后来他判决书的依据。事后他向潘志明核实过,确有台灯照他眼这回事,但潘不敢作证。
再后来,一个叫赵书范的学生,在明斋(学生宿舍)入口处摆了张桌子,准备了一个麦克风和扩音器,组织“自由论坛”。他拉冯国将讲话,冯就讲了他个人的事。后来学校有人贴出一张漫画,画的是逼供潘志明的事。有人说是冯国将贴的。他非常气愤,就在“自由论坛”把潘志明事件的全部经过都说出来了。此事又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党委就组织一个“肃反辩论会”来围剿他,动员党团员批判他,他不畏惧,他气愤地辩解说:“肃反运动是侵犯人权,是违反宪法,肃反斗了几百人,成绩是负数。”后来学校又动员团委书记上台批斗他。使这个“自由论坛”变成了肃反辩论会,又变成了斗争右派会。最后一次会,改在阶梯教室,冯国将在会上直接批判党委,说他们是不学无术,专门靠运动整人当官,这是一种官僚作风。党委把他的讲话录了音。
1957年反右,全国被中共打成右派的人数至少在50万人以上。(网络图片)
1957年夏天,清华大学在学校体育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这时整风运动已经变成了反右斗争。被批斗的右派们被推到台上,没有一个不敢不低头认罪,其中包括副校长钱伟长,(他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而被打成右派)。冯国将拒不认罪,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在体育场开大会上,叫他发言,他一开始就讲:“要澄清事实。”大会就高呼口号不让他说话,他气愤的当场就离开会场。出了体育场,他听到高音喇叭里是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讲话,说“冯国将要走我们不拦他!”就这样他被打成清华大学最大的极右学生。
1958年处理右派时,最重的是开除学籍送去劳动改造,其次有的被劳动教养。轻一些的,有的被监督劳动,有的被留校察看。冯国将被开除学籍后他就申请出国,当局不允许。结果他被关押软禁在学校。但不能上学。冬天的学生宿舍,在学生上课期间不给暖气,他被冻得去图书馆,被赶了出来。他又去锅炉房取暖,还是被赶出来,逼的他走投无路,就到临近的北京大学去。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冰岛左派留学生名字叫斯古力。那时的外国留学生,都有优厚待遇,住在有暖气的单身宿舍,还有津贴。那个留学生同情他,他们成为朋友,他允许冯国将在他上课时,待在他宿舍里看书。后来被北大校方发现,就不允许他进北大校门。有一次他的这个朋友不在宿舍时,北大留学生办公室主任,闯入他的这个朋友宿舍,想把冯国将赶走,反而被他义正言辞的呵斥走了。
在此,笔者插一段,1957年反右,全国被中共打成右派的人数,据中共官方以后公布的数据,是50万人,而有做过调查研究的人估计数是100万人以上。
1959年3月14日夜间。也就是在他从北大回清华路上,就发现有人跟踪他。他刚到清华学生宿舍门前,就被强行绑架,警察在北大门房(传达室),向他宣布劳动教养通知书。罪名是“抗拒劳动”。要他签字,他不签。因为警察都带着枪,逼他上吉普车,有人把他的铺盖等东西扔上车,他就被押送走了。后来他才知道用这个“罪名”逮捕他的原因。原来上面规定华侨右派学生不能送去劳动教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清华为送他劳动教养,就以“抗拒劳动”做理由。这个“抗拒劳动”也是不实,原来是因为他在清华被软禁期间,有一次,强迫他去挖臭水沟的淤泥,他说:“我已经被清华开除了,我没有参加这个劳动的义务”。这就叫做“抗拒劳动”。送劳动教养时,也没说多少年,只说表现好可以释放,表现不好,就继续劳教。后来他知道上面规定他应该劳教三年为期。
他先被押送到海淀公安分局,关了一个礼拜。把每人单独被关在一个木板箱子里,人只能盘腿坐在里面,强迫天天背监规纪律,一天给两顿饭,每顿两个窝头,一碗白菜汤。不服从监规纪律的,就挨打。一周后,他被押送到雍和宫,那里的藏经馆已经被中共作为监房,几百个人被关在里面,被监督劳动,他们的工作就是纳布鞋底子。有定额,完不成定额就挨批斗。如果发现有消极怠工者,就被关禁闭室。这个地方是个中转站,凑够一定人数后,就被押送到火车站,上火车押送到该去的地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