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丁玲写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编造恶霸地主。右：中共《红色娘子军》编造恶霸地主南霸天。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宣扬共产党土改的“红色经典”，该书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近年，发现了丁玲的一批遗作，有一篇谈到该书，其中说“《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
2006年《南风窗》杂志记者田磊重访了桑干河畔的温泉屯（小说原型），采访了当年参加土改的农民，老人们叙述“那时的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每兄弟100亩），算是地主，还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这都是些破落地主。”
“地主其实人不坏，还经常资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那些‘地主’还会在大戏台上煮粥给饿肚子的乡亲吃。”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呀！”作者评述，“实际上，村民们的经验与政权的想像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有所接受和改变。”（《南风窗》2006年田磊“重访桑干河畔”）
“阶级斗争”歪曲了中国社会。由于宣传，人们已经习惯将中国古代社会称封建制，这很不对，许多学者都反复指出。封建是分权，比如英国的贵族分封带来了抑制王权的议会和宪政。而秦后中国主要是中央集权，和“封建”正相反。“封建”的滥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缩影，“阶级”亦然。冯天瑜的新作《“封建”考论》专门论述了该词的名实错置，并做了澄清。中国当代词语的名实错置，不仅是思想和判断之事，更是权力的政治强制和操纵的方式：权力错置概念，由而操纵人，控制社会，达至政治目的。
丁玲的这部小说，就体现了政治对“名实错置”的有意制造。这也就是：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改变了人的生活经验和常识，熟悉的邻居和乡亲成了阶级敌人。土改及这部“革命史”，就是这样创造来的。
中共煽动仇恨，斗地主，瓜分地主的私有财产。（网络图片）
“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农民翻身解放”，这些套语（大陆至今仍普遍使用）显示土改是一场政治革命。但中国农村并不存在这种政治压迫和对立，农民也没有革命的要求。
欧洲封建制有军事性，也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农民依附贵族领主，没有土地权和人身自由，而且等级世袭。贵族和农民的关系首先是政治的，等级制度促进了欧洲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无论是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还是后来的德国农民战争、法国革命，农民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消灭贵族”、“自由”、“平等”，都超过对土地的渴望。但也正是贵族有领地，占有农民，有武装，因此可以对抗王权，从而带来宪政。还应该说，等级制对欧洲未来社会的组织化秩序化的建设，及各阶级的分工与合作有重要作用。
而中国是中央集权，为避免分权，而不分封，因此也就保留了乡村的自然形态：小农经济；氏族血缘社会；乡村自治。与封建对应的是分权制衡；而中央集权之下，是中国庞大分散的自耕农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是“自由人”，有土地，能进取，可迁徙、科举、经商。他们比中世纪欧洲农民幸运，没有人身隶属，也没有等级限定。
地主是田产概念——田主，地主和佃户雇农也只是经济关系；而且地主可以沦为佃户，雇农也可以升为地主。他们之间有贫富有贵贱，有经济和雇佣的矛盾，但没有明确的等级和政治对立。就算“打土豪”，农民也是为了“分田地”，而不是为了“自由”“平等”。
梁漱溟、钱穆等都强烈批评将阶级论强加于中国，钱穆说中国人自由，即是针对中国没有欧洲的封建等级制和人身附属。
中国乡村作为氏族血缘社会，其是伦理秩序，而非规则秩序（请注意，这点非常重要，涉及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费孝通先生将此两种秩序成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道德重于法律，屈死不告状，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自古官不下县，村无政权无制度无司法，而是氏族式自治，就事论事，约定俗成，族长也是推选。
中国有乡绅，乡绅是官政和乡村的桥板，其代表乡村连接政府；作为自治社会，他们类似长老，在乡村有领导作用，但限于宗族和伦理范围之内，而非政权；因为没有权力的强制，因此也就不能说是统治；乡绅更重要的意义是代表儒家伦理秩序和文化，使之落到乡村，这也就是他们的教化功能。
（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