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始，第一位公然以死反对文革的女大学生：王容芬。（网络图片）
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属于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无期徒刑。没过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无罪释放。什么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实我这案子就我一个人，连同案犯都没有。我过去的时候十九岁，大学四年级；出来三十三岁。
十岁的时候，我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一中。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报到前，我赶了一个暑假的活儿：山里红去籽穿糖葫芦、大蚕豆割口炸开花豆……总之十岁小姑娘揽得上的活儿。挣了钱，我给自己买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条长裤衩。这是我记事以来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个礼拜六我都到六郎庄的泉水边，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裤都自己做。学校规定住校，我没住。第一，跟同学没什么可谈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为要在家干活。
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为看教学大纲，那里的课和普通中学一样，就是外语量大，这有多好。我高中成绩一直不错，只有一个学期政治课差了一分，没拿到金质奖章。这三年是住校，妈不再让我干活了。
十六岁（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学，成绩也不差，就是派头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不能见人，还好上衣长，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还是我给他做的，他穿完我穿。
我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才有了两件像样衣服，那是妈可怜我才给我做的。
文革开始以后，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谓铇地三尺。我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销毁特工器材。
我没当造反派。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在重演。我们学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过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
我们学院党委书记是小红军，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我的老师。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现在想想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还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糊，逼她喊：“我是黑帮……”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原来还有点钱。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她都不肯动这笔钱。她自己没文化，认准了孩子非读书不可。她说过：“你们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学，供到留学。”这回她吓慌了，把钱从银行提出来，藏进面缸、藏到绒线团里，一搜全搜出来了。那天夜里，我们母女躺在已经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还有什么快交了吧！”她说：“不行啊！”我说：“我就烧！”她说，“烧不了。”原来她把金戒指板直了缠在腰里。我说，“干脆交了赞助他们革命，看还要争什么？！”这样才保住一条命。
“八･一八”接见，也让我参加了。你知道，我学德文，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你在干什么，后果又将如何”；“这不是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像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
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
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
在公安医院躺了三天，就被转进宫德麟模范监狱，收进一号监房。那是个小间，按规定关三个人。后来犯人多了，有时候五个、有时候七个；我去的时候还是三个。房子又阴又湿，全年不开窗，被子上都是绿毛，潮得能拧出水来，一个月放一次风。
进了监狱，进了我反倒不想死了。（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进了监狱反倒不想死了。从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冲头。一进厕所。就钻到龙头底下，这么坚持下来一直没什么病。但关节很快肿起来了，肿得老大，站不起来，只能柱着棍子蹭。
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有二个犯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也是三个，因为我去挪出去一个——那是个老红军，我下面再讲她的事。二个人，一个是北京远郊区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还有一个是政治犯，基督徒，这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人是那么干净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处女。因为有她在，监里只要来了新犯人，都往这个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抚下，不会搞乱、不会出事。她家里给她送的东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来了，她让你脱层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两次澡；一杯热水，我看着她洗。
就在这前后，牢里来过一个犯人，从美国回来的，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觉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给她讲经，嘀咕“主在看着我们”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问做什么，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给老太太洗脚，跪在地下给她剪指甲，送给别人衣服什么的。其实她自己也相当困难，她的一条裤子上有九十八个补丁，我数过。她把丝的毛的都给别人，给那有人命案的乡下老太太。别人说“你真好”！她说，“我算什么，如蛆如虫。”别人说“太谢谢了，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不要讲我，要谢上帝，是主让我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老太太，再加上那个马里兰的毕业生，全给她揭出来了，上纲上线。
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牢里，她的父母是宗教领袖。她年轻的时候在燕京读西语系，好像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云南山里传教，施医舍药。她的母亲是天津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父亲原是皮货商，把家产卖光，跑到香山，点个小油灯读圣经，后来就在香山传教，那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
她父亲是被枪毙的，母亲是无期，后来死在牢里了。她是因为传教而劳教的，你知道，咱们的规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只可以心里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可她总要宣传她的信仰。劳教的时候也不收敛，还说主如何如何，于是被再一次抓进牢里。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擦地、打水、倒尿，让她拆洗男犯的牢服，连裤裆里的蚤子，全一个一个摘出来。她累得腰间盘突出，手都摸得出来。要我看她比雷锋强。雷锋做了什么都记在日记本上，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她干事生怕别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见。
这基督徒被他们揭发以后，也戴过背铸和四十斤脚铐，是在北京戴的，苏式狼牙那种。这种上铐的办法原先专门用来制服小偷，让他们交待窝赃的地方。真是铐一百个，一百个灵。不上半个钟头就都跪下，哭爹喊娘。这位基督徒后来特别后悔，因为她向上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主，我离开你一个星期，请原谅我，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一要求摘下铐，作了检讨。直到今天，还觉得没脸见上帝。她妈骂她：“你不是盐，是失了味的盐！为什么要请假？！”
你不是问政治犯的事吗？这是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进她出的那个老红军，她十几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爱人好像是科学院物理所所长。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坏透了！”文革开始后就不饶她了：“怎么那精神病什么情况下都没事，就在这里出毛病——现行反革命！”剃了光头，抓了进来。
这女红军从我们这个监房出去以后，一天夜里，不知为什么她又喊起来。看守对犯人说：“你们要革命，捂住她的嘴！”她使劲挣扎，看守问，“还喊不喊了？”“不喊了。”“放开吧！”一放又喊。
跟她同牢房的有个会道门的巫婆，刑事犯，通奸杀夫的。那巫婆有一点八米，又高又壮，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那老太太没挣几下，就给坐死了。那一夜后来不断地输氧、抢救，还是不行了。
一个红军战士，让巫婆坐死……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会迁出，也就不会死了！她叫韩湘，我没见过她的面。
后来我得了肺病，和另一个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个新四军战士……我要是一直病着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没好，弄到山西，跟别人一个牢房。
她也是“现反”，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们在狱里过了十几个“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打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
到山西以后，出事了。那里的规矩，一有运动，每个牢房要选出一个批判重点。她们牢房本来定的是一个老干部的老婆，这女人耍了个滑头，操纵小犯人把火引到这新四军身上。她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活，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
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于是送进学习班。我当时以为，没几天就能自由了。
我们这个班，和少年犯关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学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联动分子”。那帮人，剃了光头，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一边跑一边喊：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万岁万岁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
演自己编的戏……当时我觉得他们小，我妈送点钱来。都给了他们；星期天军管不在他们就钻铁丝网出去买零食。不料让老师找上了，我只好站出来说，“我让他们去的。”于是发动大家揭批。
批什么？那时候时兴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本来也想让我们上街，后来说就在里边游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寻常地新与高，要不就是哪个看守高兴了，把我们都装进敞篷车，从德外黄寺到马甸屯，拉来拉去。
我欢呼不出来，每到这时候，总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这一个个半夜发出来的最新指示给中国带来多少灾难？几代人毁在里边了！唐山地震不过一座城！不念指示这事这时候也揭出来了，再加上我给他们唱过几支歌，背述过几本小说；还有两个孩子谈恋爱，女孩子跟我不错，我帮她递过纸条……那男孩没骨气，什么都供了，上纲说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战略，组织反革命集团”承认自己是骨干。此外，说我所宣扬的，是“驴的理论”、“狗的理论”，我的作为，是“资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时候，腿都哆嗦了。别的人还捅我两下，拧我一把，她一直没抬头。这女孩出狱以后在北京以性开放闻名，这次出卖比她的放荡还让她丢人。
批的结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统帅”之外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学习班的人后来陆续都放了。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示，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到了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小站，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像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
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像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
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她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翻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
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喊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镜。
镣究竟是怎么回事，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总以为像李玉和那样，挺着胸走脚底哗啦啦响。其实根本哗啦不起来，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那铸铁拖在地面上是丝——嚓——的声音。
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像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搞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子锯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灸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
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由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像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实践论》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这和马赫主义是一样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就是客观存在。那么，如果没有感觉呢？难道就不存在了？这对我启发很大。比如我没有嗅觉，气味这东西就不存在了么？我对气味就不可能认识了么？人的感官只有眼耳鼻舌身，现在又发展了第六感官的理论。就算发展到第七、第八……第一百种功能，要认识世界，缺的还多着呢？这算怎么回事，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认为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也不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作用与再作用的交织与组合。
我当时学《毛选》也极有心得。比如这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功文明史……”有问题吗？谁胜利了？谁消灭了？说清楚！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是农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隶和奴隶主，工人同资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代了落伍的。奴隶打倒奴隶主，农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资本家，这算什么？！
那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就在心里算帐：怎么分配才合理，还列出了公式——资金怎么周转，固定资本怎么折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发明人各应拿多少……没有纸笔，公式就列在脑子里。到山西以后有了土坑，里边抹着白灰，就一点点抠下来在地下画，当然铐起来以后就不行了。
我读《资本论》甚至还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设计了钞票：减掉一角，表明上了税；或者印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只要拿货币交换商品，自然就纳了税，这样商品税、房地产税都可以免了……满脑子不断闪出这些火花，简直有一种超脱、升华的感觉。我觉得上学还不如坐牢。现在在所里有时候开会开烦了，就想，砸块玻璃，偷点东西，还是回去吧，不用做饭、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钻进去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脚镣手铐也不觉得疼了。
和基督徒比，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待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促的上帝没能让她坚持下来，我却没有请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自己的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
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像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
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
到了清明，上诉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
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玷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在榆次，有四个大队：刚进来的人送预备队，干重活，挖土方什么的；小偷流氓作牙膏；政治犯和即将释放的犯人作洗涤剂；无期死缓的——一般都是通奸杀夫——做衣服。
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们说。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份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要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不回来。
刚才说到的何敏，就是那时候碰见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亲偷偷把金子藏在她们夫妇箱子里，没对她们讲，两口子都不知道这回事。红卫兵抄出来了，问，他们说得出什么呢？男的当场就打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她给弄进来。她没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别温柔，是个做手工艺品的工人。
我分下队的时候，她已经在洗涤剂车间了。我们做大桶洗涤剂，还作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钠，先得有硫酸，然后是磺酸，还有大碱，钠就从这里来。还有烷基苯……都是剧腐化学品，没有任何劳保措施。一双新鞋穿到车间，鞋扦子几天就锈了。那阵我跟何敏几乎时时在一起，她登高装料，我在下边供袋。
有一天，她突然说，不好了，恐怕要倒霉，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记——后来知道，这日记其实是她最要好的一个女犯（流氓罪）给她交上去的。我问她日记上有什么，她说也没什么，不过鲁迅语录，“夜不长”之类，就怕断章取义。我安慰她，没关系，讲清了就行了。为了怕影响她，我没敢跟她多说话，不知道她心情那么沉重。她还有半年就服满刑了，一直说出去之后帮我带信给我妈。
就在那天中午，别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她走到门口，还朝我笑了笑。这门是不许出的，莫非她有什么事？打算跑？不久听外边喊“何敏死了”！我一惊，赶紧朝外跑。她的组长带着另一个犯人找她，找到一个旯旮，看她吊在绳子上，正踢掉脚下的箱子——我估计她并不想死，要不为什么过了那么久，见有人来了才蹬掉箱子？
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后，还开批斗会，那女流氓还上去批……把我也捎带上了。何敏有口无心，我跟她说什么都告诉了那女流氓。他们把何敏装进一条塑料袋——刚到山西的时候，犯人死还有一日薄木棺材，到她已经没有了。
她死了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可是不许我躺也不许我坐，连退烧药也不给，因为我的案子在那里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丢下了她的老母亲和孩子。她在狱里给弟弟纳了鞋底，还用旧布拼拼凑凑给孩子做了几件衣服，不知有没有人取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我听说王申酋烈士就是那时候处决的，或许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精神？
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
这些年，妈为我可苦了。吴德当权那时候，整个北京箍得紧紧的，一点风都不透。我妈说，我豁出去了，一个老婆子，怕什么？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门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我要我闺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没黑呀！”后来，她得了白内障，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次，她扶着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岭，到榆次来探视。我妈的头发全白了。
有一次，哥哥也来了。他说：“好好认罪，靠拢政府、争取从宽。”我一听就火了：“我没罪，你是什么人？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见你！”哥哥很尴尬。看守朝我喊：“不许你这样对待革命群众！”我说：“什么认罪？什么从宽，让他好好给我赔礼道歉！”看守对我妈说：“看看你女儿有多嚣张，对你们都这样，对我们还不知怎么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么？无期！什么叫无期，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我妈吓得跪下了。我说：“妈，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妈说：“他说的不对……”看守又喊起来：“你这老太太怎么也这么反动？”
哥哥从此就再也没来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读完博士留校了，现在在伊利诺斯大学教数学。
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
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
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1小时2.5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行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
当时，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经三十三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像样的经济学论文。
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像个疯子，这叫童子功。
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落。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