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的雕塑（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3年5月9日讯】各位听众朋友，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日就要到了。这几天，我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陆续收到一些对于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相关的问题。我愿意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回答，供大家参考。
有网友问：我这里有一个三十年的问题了。我当时看学生领袖和李鹏交谈，电视转播。我当时的感受是学生代表非常咄咄逼人，特别是吾尔开希，经常打断李鹏。我当时的感受是学生代表没有讲策略，没有玩一些所谓的政治游戏，太直接，没有妥协。当然，现在的我觉得，对中共，李鹏，我都觉得无法去尊重他们，他们不值得。他们被骂得好。但我的问题是：那次直播的见面，是争取来的，不容易。如果你现在重新做一次，会有什么做的不一样？
我的回答：首先，我不觉得太咄咄逼人，没有什么礼貌不礼貌的问题。当时情况那么紧张，政府做法那么恶劣，根本就没有尊重的基础。何况，政府是人民的公仆是当局自己成天挂在嘴上说的，主人对仆人难道还要卑躬屈膝吗？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学生太咄咄逼人，说明我们有些朋友内心里还是觉得政府就是主子。我认为这样的心态的打破，本来就是民主运动的目的之一。我们当时确实有意用平等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姿态，就是想做“行动的启蒙”，告诉大家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其次，其实不管学生有没有礼貌，都不会影响最后中共的镇压决定。不可能说，政府镇压，是因为吾尔开希没有礼貌。最后，如果要我重新来一次的话，我会说，要看对话的对方是谁。如果是赵紫阳和开明派，还是应当去对话；但如果是李鹏这样的保守派，我根本就不会去跟他们对话，因为他们不会真的跟我们对话的，也是不会说真话的。当时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不会再相信他们。
有网友问：六四时你做过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当时的学生能感受到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分歧吗？你认为同学们被赵紫阳利用了吗？六四后，有没有人想过武装斗争，武装起义推翻反动政权什么的？
我的回答是：最坏的打算就是坐牢。1989年初我就做这个思想准备了，还请教了曾经坐过牢的任畹町。当时的学生应当是知道赵紫阳和李鹏有矛盾的，但是那时候的学生有一种强烈的自我约束，就是不要把党内斗争放入思考的框架，不要被党内斗争利用。这一点现在看来似乎是比较幼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思考，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今天的社会运动，很多人也会希望远离其他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何况我们当年的学生。这是无可厚非的。至于被赵紫阳利用，这是绝对没有人想过的，整场运动，赵紫阳是被动的，怎么可能有利用学生这样的运筹帷幄？至于武装斗争，当时在镇压后，据我所知，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想法是想法，现实上可行性不大，所以后来就逐渐没有了。
有的网友问：请问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六四镇压后中共没有崩溃反而进入世贸发财，这是否给其他独裁者树立错误榜样呢？您认为没有政治人物的默许甚至是怂恿，八九学潮会发生吗？学潮，运动，革命，是否如托克维尔所说，只有在专制政权松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在朝鲜或者今天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是否很难发生学潮呢？
我的回答是：六四镇压后中共没有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问题，我不可能全面详细论述，原因一定有很多。但我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当时的社会虽然反对镇压，但是对中共体制还是抱有希望，没有打算推翻政权；第二，血腥的镇压的确起到了恐吓的作用，国家暴力发挥作用了；第三，邓小平迅速通过南巡，重新开启经济发展的机会，转移了矛盾和注意力；第四，国际社会实际上原谅了中共的屠杀行为，当然他们现在应当知道当年的判断错误了，但是当年的制裁只是做做样子，没有真正动摇中共的统治基础。关于托克维尔的理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是也并不是绝对的。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控制太紧，走到极端，人民就是兔子，也还是会反抗的，白纸革命就是如此。
有的网友问：请问您是否承认在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早晨有市民对军队的暴力镇压做出了暴力反抗？请问您是否认同对暴力的暴力反抗？
我的回答是：首先，这样的提问—“是否承认“---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这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这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我的答案是，当然应该。当人民失去一切合法手段之后，同时又面对无理的暴力镇压，凭什么不能暴力反抗？难道躺在地上任专制政权屠宰吗？没有人希望用暴力解决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事情很简单，当对方只使用暴力手段来对付你的时候，你就只能用暴力手段回应。所以要弄清楚的是，是谁先使用暴力的？就此而言，当然是政府先开枪，人民才反抗的。当时学生和市民最大的共识，就是不要挑衅政府，所以绝对不会有学生主动先对军队使用暴力的问题。事实上，北大教授，北京大妈，都是用身体阻挡坦克，没有任何暴力发生。是政府面对和平理性的人民，先采取了暴力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当然会进行反抗，也有进行反抗的权利。
有的网友问：北高联的历任主席（周勇军、吾尔开希、封从德、杨涛）都是如何产生的？为何没有考虑进行普选？或者不具备条件？
我的回答是：当然是经过一定程度的选举的，各校代表选举产生。普选当时的确不具备条件，因为运动还在进行中。但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民主的实践。北大研究生会在李进进的推动下就进行了按照章程进行的选举。北大筹委会的产生也是经过竞选的，我和孔庆东都是发表了竞选演说，然后经过投票才当选的。就是最后的撤退决定，也是经过用声音表决的方式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