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张东荪与孙子张鹤慈在一起。（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张东荪，是1949年初国共北平谈判的见证者和第三方传话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这样写道：“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毛泽东当时也赞：“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但是中共建政不久，张东荪就被卷入一场所谓的“叛国案”，全家三代受牵连，他本人最后惨死在秦城监狱。第一功臣怎么转眼成了罪人？今天，我们根据中共元老叶剑英养女、著名记者戴晴的《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等，一起回看这段往事。
“叛国案”疑点
张东荪，1886年生，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中国著名哲学家、政论家、报人；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先后任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
1949年中共篡权后，张东荪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先后担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他就“犯了事”。
据1992年第3期《北京公安史志》上的《张东荪出卖情报案》一文，1949年初，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又名王志奇）案。王正伯交代出，张东荪向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
有朋友可能问：1949年初中共还没建政，北京就有公安局了？是的，根据中共公安部记录，早在1948年12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就在河北保定市悄悄宣布成立，当时叫北平市公安局。1949年初共军开入京城，北平市公安局一千多号人员也跟着进了城。
那么，王正伯交代后发生了什么呢？文章接着说，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张东荪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派人送到香港，之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文章称：“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证据确凿，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没有这么办，而是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其教育，通过这起案件不但教育张东荪本人，而且也教育其他人，尤其知识界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文章不但一口咬定张东荪向美国出卖情报，完了还不忘加一句“我党宽宏大量”。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
关于这起案件，疑点还真不少。疑点一，既然王正伯是1949年初交代的，那么，张东荪向他“出卖情报”应该在1949年初之前。但1949年初之前，中共根本没有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也没有编制国家财经预算，张东荪怎么“出卖”这两个不存在的“国家核心机密”呢？
疑点二，供出张东荪的王正伯，到底是什么人？是美国间谍，苏联间谍，还是中共间谍？至今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他的最终结局如何？也没有看到确切的资料。是否被秘密处死了？外界也不得而知。
疑点三，梁漱溟在《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回忆，他曾向毛泽东打听将如何处置张东荪。“不意（毛）主席于此事竟不见恼怒，回答我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
叛国可是大罪，可处极刑。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毛泽东竟“不见恼怒”？而且张东荪被认定“叛国罪”后，中共仅撤销了他在中央政府担任的职务，仍让他在燕京大学当个挂名教授。这也太不符合中共的行事作风了吧？
唯一不投毛泽东票的人？
对于发生这起“叛国案”，一种观点认为，与张东荪没投票给毛泽东有关。1949年9月，中共全国政协选举中央政府主席，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谦虚，没有投自己的赞成票，所以少了一票。但实际情况是，毛投了自己的赞成票。
谁没投那一票呢？据记者戴晴考察，有人认为是张东荪，而且被毛泽东查出来了。此前，张东荪与毛泽东就有分歧。张主张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要倒向任何一边，走中间道路，毛主张对苏联“一边倒”。1949年1月，张东荪在西柏坡会见毛泽东时，毛对他的走中间道路提出批评。张回家后对家人说，与毛“话不投机”。
所以，身为自由派知识份子，张东荪不投票给毛泽东在情理之中，这也给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伏笔。不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对“未投票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这个说法是依据一些相关人士多年后的、或者间接的回忆，其中包含个人猜测，所以缺少份量。
杨奎松直言，他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解开这桩历史悬案。长期以来，官方没有公开过张东荪私通美国的任何“罪证”，所以学界多有争论，各方只能通过各种片断史料及回忆录，拼凑不完整的图片。但是，官方从不公开“罪证”，是不是侧面说明这又是一起冤案呢？
株连三代
我们说回张东荪的遭遇。虽然1951年，中共没有因为这件事对他痛下狠手，但到了“文革”时期，旧帐新算，张东荪在劫难逃。
1968年1月，已经82岁的他因为“叛国案”突然被抓捕，关进秦城监狱。1973年6月，他死在狱中。张东荪的家人都跟着倒了大霉。他的妻子刘拙如，先在单位被批斗，后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分局，被监禁近一年。
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他与父亲同时被捕，同被关进秦城监狱，秘密关押7年后1975年才获释，出狱时已精神失常。张东荪的次子张宗燧，是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学部委员。文革爆发后，张宗燧被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身心遭到巨大打击。1969年，万念俱灰的他服过量安眠药自杀。张东荪的三子张宗颎，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后升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成为费孝通的得意门生。“文革”中，他屡遭批斗不堪凌辱，1966年与妻子吕乃朴双双自杀。
张东荪的孙子、张宗炳之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被判“劳动教养”3年。期满后正逢“文革”，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继续劳改，总共劳改16年。张东荪的孙子、张宗颎之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父母自杀后，他因为“企图给父母报仇”等所谓“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平反”时，已被监禁10年多了。
张东荪为什么全家被迫害到如此地步？如果他没投票给毛泽东一事属实，那“文革”期间继续被政治报复，这完全有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张东荪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清醒的认识。
1952年2月29日，燕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批判张东荪大会，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当时发言很尖锐，罗列了不少张东荪的陈年“罪证”。章诒和在《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中提到，翦伯赞指控张东荪“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他列举：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
翦伯赞还指，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在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政，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清醒的认识，中共怎么容忍得了呢？当然，中共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也是必然，毛泽东早就有此想法。
1926年，毛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中国人划分为五个阶级：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其中，“反动派知识阶级”被视为重点，包括“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等，属于“极端的反革命派”。
1949年中共建政后，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几乎每场都包含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张东荪一家学术背景过硬，又多有留洋的经历，所以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都成了要被“批倒批臭”的“反动派知识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