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3年6月26日讯】（看中国记者梁路思、李净瑶采访报导）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最新公布的“2023年IMD世界竞争力年报”（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显示，香港的排名下跌2位至第7，中国排名比去年下跌3位至第27。《看中国》就此采访了经济学家罗家聪以及财经评论员利世民。
吸金最多才是赢家
对于瑞士洛桑世界竞争力排名，利世民表示他一直以来都很少给予评论，因为他个人觉得该排名本身很有问题。他说：“在大家心目中，到底竞争力是什么？例如量度身高体重，大家都很容易明白，有多高多重。但如果复杂一点，主观一些的观念，例如靓仔，哪一个比较靓仔，这很难去排名。所以我觉得竞争力排名是一种很有问题的排名，但很多人却喜欢这种排名。”
罗家聪表示，这个排名已经做了很多年，不是没有基础的，里面有很多可以计算的东西，例如成本营商成本能计算。罗家聪说：“通常竞争力都是讲这些，租金人工贵不贵等等。可能加上其它的调查，例如管治程度、制度、基建，问一问企业高层之后，当作一个民意调查，拿到数据后整理个排命出来。要看这个排名侧重点在哪里，例如侧重在某一点，其实香港的排名会很高，就是管治能力。你动不动就抓，动不动就锁，政府的能力当然很高。把所有事情混在一起，第一、以什么为主，大家都不清楚其概念。第二、权重的改变也会影响到排名，有些方面很高分，有些方面很低分，看看哪一样比重有多大。其实这些排名大家看了也不会当一回事的。
如果说竞争力，很大程度上都要看你能不能吸引人来做生意，这是很简单的指标。FDI已经看得很清楚，如果要量度更细致点，就要原始的数据，但如果以成败论英雄，最终要看谁吸引更多钱进来，谁生意多谁就是赢家。”
指数有偏向 无参考价值
利世民表示，量度经济表现，另外一种就是在经济学上，很常用的是看输入多少产品，输出有多少价值，这是最简单的量度方法。“历来都有人尝试这种方法。如果这么看，我发现香港是很夸张的高增值，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是地球上极少数这么高度金融化的地方。我记得我小时候不光是炒股票，还有炒外汇、黄金。这种怎么用竞争力量度，香港用哪个城市对比，拿柏林与香港比，大家的性质都不一样。其实用新加坡和香港比，也很难作比较的。拿两个城市来对比不容易。
另外，竞争力排名是国家，国家跟城市难以对比，复杂程度要排除基数，不是那么容易的。每次我看到这些排名，都不太舒服。但有时候单纯拿出来，量一量还可以。有时候有智库做自由指数，自由经济指数前两名，一是香港，二是新加坡，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两个都是城市。别的没有以城市为单位，你看有没有澳门？好像没有。整个指数的编制，在选择上有一种偏向。所以，这些指数大家看完就算了，没什么参考价值的。”
罗家聪说：“我看他首先会筛选很多地方再排名。有的专门排城市，有的专门排国家，分开来做，有些可能黑箱作业。最终为什么有些高分有些低分，怎么给分都不清楚。我们一般人听完就算了。认真将它当作一份研究看，这个方法究竟怎么做出来的，都没说清楚。”
利世民认为，这种排名就像是多了一个比赛，“我看到很多人很认真对待这个排名，我心里有一点不舒服。我觉得量度一些东西没问题，但是要知道自己在量度什么。其实很多人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尺度去看问题，很容易就相信这些排名和评级机构。”
报告解释不清晰
被问及竞争力下跌是否跟政治有关联？利世民说：“会不会因为政治气氛差了，所以香港的竞争力就下跌？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退一步来说，什么是竞争力，你卖的东西便宜些，有竞争力；卖的东西好一点，也有竞争力；功能强大一些有竞争力；售后服务好一点，也是有竞争力。什么叫竞争力，我们经济学中说相对优势，中国曾经有廉价劳动力，现在不知道了。人工高有人工高的竞争力；人工低有人工低的竞争力，最后看到人工与竞争力无关。这样说的话，到底竞争力是什么，越来越难定义。
看到香港又跌排名了，香港究竟什么跌了，如果报告能说明白一点，香港下跌是因为何事，我会觉得要多聼一些。但它纯粹说某些国家排的高，新加坡、台湾比香港高，所以香港就很差了。问题是我看完这份报告，比如我是李家超就要问，我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使排名变高。”
罗家聪表示，这种排名还不止是这些，它还有很多制度管治等，抽象概念都计算在内。“民主有没有算入就不记得。但就你刚才说的情况，是不是劳工和资本随便可以取代，还不是的，这要看本身生产的结构如何，比如行业分布如何，第一二三产业是怎么分布，每一个产业应用科技的程度，也是有分别的。每一个资本和劳工，有利润最佳级别，利润太多，利润太少……理论上是可以互换的，但是这样就不是最佳的。所以一个经济体，是不是做的最好状态，是有数可以计算的。生产成本便宜，这个很容易量度，但是做出来的质量是多高，或者服务之类的概念，都应该在GDP和相关数字上反映出来。一分报告如果质疑GDP不能反映全部，只反映数量，质量未必能反映，那就另外补充一些东西。能说清楚一点会好些。这些报告出来，通常记者就是照抄，抄完很多详情都不知道。”
研究人员懒 最常用民意调查
另外，利世民还指出，通常这些排名不是那些机构做完所有数据搜集，他们经常是用别人的数据，例如世界银行和IMF等，将别人的数据重新包装整理，属于复合的二次研究。利世民说：“我假设人家的数据可信，我就拿过来用。这几年我觉得，这些排名的度量很懒，通常是民意调查，派出500张问卷，商界认为5分是满分，你给多少分？这里其中有很多偏差，我不喜欢用这种5分满分你给多少分的来做评价标准。就是他用数字包装了主观感觉，然后就说这很科学。
说营商环境理想与否，好多是这样出来的。我觉得是研究人员懒惰。我举例法治，法治是不是能做量化计算，其实是有的。重点是如果法治的定义就是任何人跟政府打官司，都有机会赢的话，这叫做法治。人人打官司都有机会赢，不是说一定会赢，但有合理的胜算。如果用这个作为标准，法庭判案出来的结果，是很清晰的资料。将民众和政府打官司，刑事民事分开，不同案件种类，胜诉的机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从这可以看到法治的状态在改变。这几年香港的情况，有很多官司根本没机会赢，没有机会赢就是反映了法治环境。”
“这不是很准的，赢了也可以释法的。如果有人用枪指着你，恐吓你别打官司，这情况你也见过。官司都没打过，怎么量度他们赢还是输？”罗家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