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唯一没被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的中共高层领导。（网络图片）
周恩来是唯一没被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的中共高层领导，文革经历者观察到三个细节，认为是其不倒的原因。有比喻说，周恩来把良心卖给魔鬼，还想要人民记住“恩惠”。三个细节也从侧面暴露了周恩来的真面目。
海外中文媒体曾刊登前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的回忆录文章，指出毛泽东没能打倒周恩来从三个细节似乎可以得到答案。万润南在中共文革期间曾在清华校园以及天安门广场近距离接触周恩来本人，因六四事件最终流亡海外。
万润南亲历周恩来三场惊人表演
从1966年8月4日到8月22日，万润南亲历周恩来三场惊人表演：博闻强记、精细和分寸以及拼老命、博感情，使他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终其一生没有打倒周恩来的原因。
作者回忆，1966年8月4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集的大会上讲话，那天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总数应有上万人。
周恩来的普通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开门见山，就说是中共的常委会和毛泽东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23天里发生的大情小事，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道，让在场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作者感叹，一个大国总理，脑子里得装多少事情！
周恩来的第二场“精彩”表演是在1966年8月18日，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辩。
作者回忆说，自己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他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其中之一是他们的出场。
刚开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共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作者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
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作者认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那一刻周恩来停住了脚步。他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作者心里不由得感叹：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周恩来的第三场“精彩”表演在1966年8月22日，作者回忆，当晚周恩来再次来清华参加大会。会前下起了大雨。听说部分群众已经入场，周身穿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坚持冒雨前来参加会议。简陋的主席团没有防雨设施，周在雨中淋了3小时。
期间有人帮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表示要与会场的师生同甘共苦。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总理、打伞！”“总理、打伞！”作者判断，那天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
那个晚上，周反复讲对师生宣讲几句话。作者评论说，其实在这种场合，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周恩来临终悟到“纸包不住火”遗嘱挫骨扬灰
据《世界民意网》报导，周恩来把良心卖给魔鬼，还想要人民记住“恩惠”。他一生作伪，给自己争得短暂的名利，留给后人的却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国土。
他以伪善的面目遮掩了阴险、狡诈、冷酷、卑鄙、自私、贪婪的真面目；他瞒天过海，耍尽浑身解数，欺世盗名，无所不用其极，直至生命垂危才悟出“纸包不住火”的道理，害怕仇家报复、焚尸扬灰、祸延妻孥，乃给邓颖超留下“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远离中南海”的椎心泣血遗嘱。
曾有文章总结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周恩来是唯一没被打倒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他怎么保住自己的地位呢？就是不断地出卖别人，连自己的干女儿与亲弟弟都不放过。
另外，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杀害超逾8千万黎民百姓，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责。
周恩来的罪孽还在于其出卖国土，愧对列祖列宗。有报导指出，为了把国共内战上纲为国际问题，周恩来让缅甸政府到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侵犯主权”，悍然把云南省最肥沃的江心坡(相当于安徽省面积)赠与缅甸；为了献媚新沙皇，他亲自与外蒙分裂主义者签订“中蒙友好协议”并主持外蒙主权移交仪式；为了离间日美关系，他不放过一切机会鼓吹“琉球属于日本”，此举不仅直接导致钓鱼台列屿领土争端，更使中国在东海的油气资源长期被日本夺占，海洋战略形势长期受到压抑。
周恩来恶劣品格面面观：阴险、狡诈、冷酷、卑鄙、自私、贪婪
2001年，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王力在香港发表两册80万言回忆录，证实了周恩来曾于1931年亲自指挥杀手勒毙顾顺章全家与亲友37人分别掩埋三处民居庭院，善良的人们谁也不会相信连稚龄孩童与曾营救过周的恩人(斯励)都逃不过他的毒手。
早在1934年冬，中共军队“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西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1955年4月，周恩来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收到情报知悉印航克甚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却还下令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登机，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再更改计划以确保他自己的安全，硬是把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等11人葬身于太平洋波涛之中，让别人给自己当掩体。
这一切表明了，这个被人为套上夺目光环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明哲保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行为凶残的滥小人。他不是浩劫中扶危济困的善人，而是助纣为虐的帮凶；他不是善于在政坛走钢丝绳的杂技大师，而是内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两面派。
周恩来的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还表现在：上世纪50年代他三次亲赴印度劝说达赖喇嘛回国，说尽了好话，许尽了善愿。然而50年代末，他下令残酷镇压抗暴起义的藏民，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60年代中期他派遣红卫兵入藏“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甚至强迫班禅喇嘛吃屎。
据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新书《面具后面的周恩来》所载的知情者回忆录揭示，在1959至1961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周恩来无视于4400万农民饿毙这一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3000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5000亿卢布的食品。
在安徽农村“易子而食”的年月，周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他还无偿的援助越南200亿美元、阿尔尼亚100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等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为世界巨富美国的上百倍。
在抗战年代，为了收买政客与中华民国政府毁约断交，他不惜以一吨顶级鲍鱼款待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在城市居民月薪不值一瓶茅台酒的年代，他大笔一挥就赠送尼克松20吨贵州茅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