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香港交易广场。（图片来源： Feeiduhjudy /wikimedia CC BY-SA 4.0）
【看中国2023年8月21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怀橘编译报导）北京政府一直宣传中国大陆才是香港的衣食父母，香港只有背靠祖国才能得以发展，因此香港人要“爱国爱党”，懂得感恩。不过近日一位经济学教授指出，大陆没有法治，没有市场金融（market finance），因此香港就成为大陆经济的安全阀，没有香港，中国经济的伟大成功将永远不会发生。一旦香港失去法治等自由市场的保障，中国经济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华裔政治经济学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近日发表题为《如何扼杀中国的活力》（How to Kill Chinese Dynamism）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香港在过去数十年对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的贡献。
有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发现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促进创新产业——既能利用市场经济，又能发挥国家力量、以举国之力办大事，无需依赖资本主义法治和市场金融等制度，但黄亚生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拥有法治和市场金融的香港，为大陆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也是为何许多大陆高科技企业来港注册和集资的原因。
黄亚生表示，中国大陆没有法治和市场金融，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后，香港就弥补了这一缺陷。
他以计算机巨头联想公司为例指，该公司成立于1984年，由中国科学院主管，自1993年起将其业务设在香港，这一举措对该公司的早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能够利用香港的金融资本是联想崛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从中国科学院获得了初始资金（initial funding）后，联想在香港的传统西方资本市场上筹集很多资金，包括在创业阶段及后期发展中所投入的资金。
1988年，联想从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中国科技（China Technology）”那里获得了90万港元（115,000美元），投资成立合资企业——香港联想。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为该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筹集了所需资金。这是在没有依靠中国政府资金而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
黄亚生指，1994年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在1997年至2019年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得以保留从历史继承而来的自由经济、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法治和财产保障权。这些都是中国大陆无法提供的核心功能，而中国政府让这些功能为部分大陆企业所用。
黄亚生认为，改革开放有巨大成就，不只因为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而是让中国企业借助香港联系国际，并使用国际上的先进制度。假如中国大陆没有香港在门口，就不会出现联想发迹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高科技公司普遍在中国大陆之外注册的原因。
他举例指，中国互联网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中，只有腾讯在中国（深圳）注册。 （而腾讯早期获得南非Naspers媒体公司的支持。）根据登记机构记录，阿里巴巴控股在开曼群岛注册，但另一个登记机构显示，其大陆运营公司是于1999年由香港公司和中国公司合资成立的。很可能开曼群岛的公司通过在香港的控股公司来运作其大陆业务。
同样，百度控股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中国最大的人脸识别公司商汤（美国政府已列入黑名单）以及字节跳动，即TikTok的最终控股公司，均在香港注册，而中国第二大电子商务公司京东（JD.com）则在开曼群岛注册。
总而言之，不是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多厉害，而是中国科技巨头依赖香港和海外资本市场才得以发展。香港曾经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逃生阀。
目前有评论认为香港对中国已不再重要，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已超越了香港。1997年，香港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五分之一，而到了2018年，这个比例只有三十分之一。不过黄亚生指出，中国的三家领先生物技术公司：百济神州、无锡药明康德和再鼎医药（BeiGene、WuXi AppTec、Zai Lab）均在香港注册。因此不能低估法治和市场金融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2020年7月实施的《国家法》让香港远离了法治，也削弱了香港为中国企业提供法律保护的屏障。黄亚生指虽然如新加坡等的安全避风港已经冒起，但这些地方只接收了中国的经济难民，不能为他们提供体制功能（institutional functions）。一旦香港无法充当逃生阀的作用，中国政府很快就会感受到这一影响，而且会为其对经济的严重误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