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蒋介石考察苏联后，便英明断言苏俄共产主义绝不适合中国。（网络图片）
实际上，蒋介石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但蒋介石于1923年就亲历苏俄并发表了观感，断言苏俄共产主义绝不适合中国。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3个月，被认为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北天取经”活动。问题是，蒋介石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交待：“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民国以后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共和国时代的历史更是最好的证据。苏俄的专制与恐怖与三民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蒋介石踏上苏联国土3个月就能看出。
据蒋介石的记载，1923年8月5日他在上海奉国父孙中山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8月25日从满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启程回国，次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3个月的期间，他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进行考察。
蒋介石说，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军事方面，莫斯科红军组织严密，军容整齐；政治方面，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他认识到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蒋介石说，俄共的领导者，对于他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他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说苏俄的国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综括他在俄考察3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于我们中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1957年5月1日，这张拍摄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档案照片显示正在举行的庆祝五一的集会。背景中可以看到苏联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肖像。（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现在，找不到蒋介石的《游俄报告书》，但是从他的书信集里，还是能收集到诸多游俄体会的。蒋介石曾给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说：“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也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看这书信，不由得感叹，蒋介石既有先见之明，还有难得的一腔忠诚。可以说，蒋介石才是标准的民族主义者。历史好像特喜欢捉弄人：蒋介石在国共两党尚没有成为仇敌之前，就发现自己未来的对手沦为了俄奴；而他未来的对手则在很久之后才用同样的手法攻击他是美奴。
不过相形之下，还是应承认蒋介石的英明的，因为他年纪轻轻就那么的具有先见之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对苏俄的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马列的羊头。现在，苏俄不挂马列的羊头了，我们还挂得很高，高到百姓们连羊头的影子也看不见。
如今，史籍中还能找到蒋介石于中华民国18年（1929年）4月25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的演讲稿《在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文中说，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青年，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他们误认共产革命，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为图谋人民利益计，为促进民族独立计，对于这种错误的思想，便不能不加以纠正。蒋介石说，解决问题，要以事实做基础，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是乃是根据许多经验，许多考察，而得的结论。一切行动，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去决定去推行，然后才不会错误，才会成功。
他说，俗语说得好，“对症下药”，在下药之前，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如果病源病象都没有看清，就随便下药，不仅不能医好，而且反要弄坏。革命主义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据特殊的环境来决定。一国所采取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别国，因为适合甲国国情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一定适合于乙国。因此，在甲国成功的革命主义和方法，在乙国难免失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在中国行共产革命，不仅是无益而且有害。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社会的环境，根据中国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
蒋介石说，俄国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根本不同，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中国两百多年来受了满清的专制，人民痛苦已经是水深火热，近80多年来又加上一重帝国主义的束缚，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所以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体人民，整个民族，这是由于爱。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革命的动机不同，革命的结果也当然两样，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一点。
蒋介石说，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除却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的买办阶级以外，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时实现，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毫不忽视。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们认为解救全民族，事实上就是解救无产阶级，实现全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二点。
1919年3月2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产生了19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而要得到民众拥护，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民众而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而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国民革命的方法，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详细说，不问他是属于那一阶级，都要统一在一个联合战线之下。至于国民革命，当然是要民众参加的，然而我们要民众参加，不是采夺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更不以什么势力做威胁，强迫民众服从。我们只在宣传主义，使民众了解实行三民主义，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民众了解了三民主义，自然会自动的参加革命，不须去夺取。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的不同的第三点。
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已从动机、性质和方法三方面来比较研究了。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那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再从革命的性质说。共产革命，是阶级的，前面曾经说过；单一阶级的革命，在产业十分发达；阶级对立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或者可以实行，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一，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
第二，在军阀已经打倒的现在，国内实在没有某一阶级十分压迫某一阶级的现象，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事实。所以现在应该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如果以阶级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不能实现，阶级的利益也不能实现。因为整个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栖息于民族内部的某一阶级，那里能够得到利益。印度朝鲜的无产阶级状况，就是明证。但是如果以民族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可以达到，民族中各阶级的利益，亦可以实现。因为整个民族，能够发荣滋长，民族内部的各阶级生活，当然可以增进。这是从中国民族的国际地位，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
最后，以阶级为本位的革命，不能适用于中国，前面也已经说过。中国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方法，乃是当然的结论。中国目前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具有统一的实力，因此必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事业发达，则国家的实力，才能形成。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动，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建设事业，乃是很明显的事。我们即使把杀人放火的暴动，暂置不论，只就罢工、怠工和抗租等举动而言，也会使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发生莫大的影响，受莫大的障碍。所以为充实国家实力，以打倒帝国主义者计，不仅武装暴动的阶级斗争绝对不能实行，就是罢工、怠工，和抗租等阶级斗争的行为也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倒帝国主义，别方面又用暴动、罢工、抗租等方法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不仅是帝国主义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国主义者有益加侵略之机会，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动吗？！罢工是工人谋利益的武器，抗租是农人谋利益的手段。但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产业发达以后，不能实现；如果没有工厂收容工人，工人的单纯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里能够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罢工、怠工，致妨碍产业的发展，乃是自杀。农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过高，国民政府当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来减轻，不待农民的要求，更不须农民的运动。如果因抗租而扰乱社会秩序，致生产事业不能发展，也是自取灭亡。
总而言之，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这便是苏俄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的第三点。
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根据上述，大概可以明了了，只要知道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情的人，大约不会再被共产党的欺骗。所以我希望已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立即皈依三民主义。
蒋介石最后说，我要说的就是现在已开始了训政时期。训政时期的工作，就在培养社会的元气，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因此我要敬告我们亲爱的革命青年，望大家毅然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努力，而走向为民族努力，为民权奋斗，为民生牺牲的光明大道。
此后，蒋介石还在1935年对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凡我同志，应知吾党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更千百倍于往昔。我总理深知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国家之治乱，系于社会之隆污，社会之隆污，系于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圣人诚正修齐治平之一贯大道，与修身为本之唯一至德，为救国救民救济全世界人类之无上要义，故特制全党党员守则十二条，通令全体同志一致遵行。务期父以教子，师以教弟，长官以教属僚，将帅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切互磋，亲爱精诚，始终无间。人人能成为世界上顶天立地之人。
一、忠勇为爱国之本；
二、孝顺为齐家之本；
三、仁爱为接物之本；
四、信义为立业之本；
五、和平为处世之本；
六、礼节为治事之本；
七、服从为负责之本；
八、勤俭为服务之本；
九、整洁为强身之本；
十、助人为快乐之本；
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
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
笔者请中国大陆的人民，现在仔细对照一下中国的国际国内现状，再认真品味一下蒋介石的将近80前的对人民当时的教诲，甚至还可以将胡锦涛和谐社会理论与之对照，就可以感知蒋介石曾经是多么的伟大。可惜的是，我们的民族注定了灾难，错过了一个真正崛起的辉煌时期。不过，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傅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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