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新的怀疑对像
王自正是谁？
王自正原名王自政，河南省内黄县人，富农出身。在此前二十余年，内黄县武拐村曾发生过一起凶案，被命为“武拐事件”：王自政堂兄组织的还乡团，为报复当地对富农的抢劫，纠集其堂弟王志政等多人枪杀了武拐村武委会主任武某。后来国民党军队败撤，王志政也随即逃离家乡，在外地改名后混入刘邓大军并随军挺进大别山，改名为王自正，在边防某团当兵，提了干，多次立功。后调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任保密员、秘书、文革中于1970年被提为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的堂兄王某在镇反三反运动中被杀头。首犯既殁，事情本应再无可续事。但是文革“清队”，旧案重提。武拐村革委便有一纸公函直寄云南省革委，接着呈报谭甫仁。王很少和家乡联系，即使写信也诡称转业到某某生产大队、某某锡矿，以迷惑家乡，他提干后把老婆李素民接到部队，与家乡的联系就更少了。
武拐村检举信寄到云南，因假地址，没有着落或原信退回，当地仍不死心，又给云南省革委会保卫组发了检举信，此信被转到了军区，干部部长五一民认为是重要问题，即转报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云，雷很重视，认为应对此人进行隔离审查，报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和谭甫仁批准后，于1970年4月将王隔离审查，关在原西坝俘管所的政治部审查组。这个专案组由干部部陈汉中科长负责，保卫部长景儒林直接领导。
“云南王”，千万人心中的大人物
文革时期，所有被打成坏人或怀疑对像的，那是要吃尽各种批斗羞辱的。再说，云南是这方面的典型。谭甫仁成为云南王后，从北京带来两个贴身秘书，受命组建了一专门班子，由谭亲自命名为：“昆明军区调研组”，地点位于司令部大院八号楼。八号楼在文革中被人称为云南的“中南海”，军区调研组被人称为“谭办”。
谭要做一系列大事。最重要的一件是对被他认为错误的一派全面严历整肃，“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谭明确说：“（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不要手软，不要受框框的约束、限制……我讲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游街也好，下放劳动也好，戴白袖套也好，让群众识别，很好嘛！”“谭政委”在云南之严名日盛一日，蒸蒸直上。
有关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谭成了2300万云南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
当武拐村革委公函到谭甫仁手里前，昆明军区本已决定将王贬去文山自治州军分区保卫科任职，既有人举报其旧案涉身，且所涉案情严重，那就把他揪出来吧。那时候搞任何政治运动，总是揪出的阶级敌人数量越众多，革命成绩就越伟大。于是该王被隔离在俘管所，一关就是七个多月，自由遥无定期。
王自正自杀
事实上，王自政被关押期间，有不少人知道他是被冤屈的：一，该王如果真的是当年凶犯负案外逃，为何把名字仅易二字而不改得更彻底？二，就算是此王自正确属彼王致政，那么，既已隔离，就理当严加监管以防不测，又为什么不管呢？监管七月，被监管者把监管人的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而被监管人回家过夜，甚至后来行凶归来安然高卧，监管人却浑然不知。这不是对当局的最大讽刺吗？
王自正被监视居住于距离解放新村仅仅一两千米的西坝、昆明军区原战俘管理所。当时，云南的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生死搏斗，早在一年前便以谭甫仁的“划线站队”而尘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对上面说到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或其他嫌疑人等进行没完没了的审查、处理。王自正正是许多被审查者之一。军区的这些“准囚犯”当时就集中在西坝俘管所的院子关押。如果，要说王有仇恨，他的仇恨不是他一个人的仇恨，客观上代表了一大批人。
要说王自正是凶手，也是可能的。因为作为昆明军区前保卫部副科长，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保存枪械的保密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王兼过多年枪械保管员，密码早稔熟于心——这些条件他都已具备。
他所以偷两支枪，应该是为了双保险，唯恐枪支出现故障达不到作案的目的，而且59式手枪全长161毫米，重0﹒73千克，装在衣袋内完全可以隐蔽。
他潜出西坝，偷到枪支，作案后又返回西坝是完全可能的。他所以要返回西坝，也是为了掩饰自己，使人觉得一个隔离审查的人，不可能出来作案，从而可以达到逃脱罪行的目的。这些都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
但是，如果凶手是王自正，为什么陈汉中没有说有人来杀过他呢？凶手去打听陈汉中做什么呢？
侦破组调查后发现，那天，陈汉中不在昆明，他出差上海了。
推测凶手杀人后，从容地走出司令部，去政治部大院开始杀陈汉中。非常幸运，陈不在。王暗杀无果，匆匆忙忙又潜回了西坝的住地安然入睡。
陈汉中也迫害过王自正。王自正除了对谭甫仁恨之入骨，对虐待他们的整个对立面都恨之入骨，这有可能的。谭甫仁既已杀掉，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陈也一起干掉，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条街。他走进去应该是5点多一些，天依旧很黑。他不知道目标处，问路也是可能的。
一位正被审查者，何以能够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这当然大可存疑。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家伙已被关押数月，好像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行为，或这种关押本身就形同儿戏，漏洞百出。
于是，决定抓捕王自正。
抓捕是在晚上10点半左右进行的。陈汉中和另外一名保卫干事来到隔离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起来，到饭堂去一下。有点事。
1970年1２月31日晚10时，专案组陈汉中、李伯志对王自正进行隔离审查，王自正正心事重重地躺在床上，由于是同事，陈汉中对王自正并不严厉“起来，到饭堂来一下，有点事。”
也许王自正感觉自己末日来临，他问陈汉中：“穿哪双鞋子？”
“穿那双解放鞋。”
一听是解放鞋子，王自正就知道自己完了，因为他枪杀谭甫仁的时候就是穿的这双解放鞋。
王自正穿好鞋之后，就俯身佯作系鞋带，王自正趁着系完鞋带的功夫，敏捷地从被窝里摸出了一把59式手枪，甩手就是两枪。
此时，何站在外层，陈、李在里间屋，隔桌站在王床的对面。陈、李猝不及防，一枪击中李的右手，一枪从陈的大衣右上袖射入，从前腹部穿过，只在肚皮上形成擦伤。王夺门而出，向院南狂跑。这时大家都为这突然情况惊呆了，屋门口警卫岗哨追击也没击中，王跑到南墙厕所处，已走投无路，遂举枪自击头部，当即毙命。
随后提取了王的指纹和胶鞋，经与现场提取的指纹和鞋印检验比对，认定同一。王的身高、体态、相貌与王文莹提供的情况一致。因此，确定王自正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凶手无疑。
凶手就这样自我了断了。尽管这个案子以王自正为凶手结案。但是从理集结上说，还是个悬案。因为凶手没有口供，死无对证。许多情况还搞不清楚，如罪犯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作案有无背景或同伙？被关押又怎能从西坝潜入潜出？枪支是怎么搞到手的？罪犯是如何实施犯罪过程的？以及与案件有牵连的一些疑问，这些问题均需要搞清楚。
1975年，邓公小平复出主政，认为这个案子的真正凶手没有确定，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的自杀很蹊跷，又派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前来云南重审此案（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