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容共真相，共产主义不能引入中国。（图片来源：国父纪念馆）
本文以“联俄容共真相：共产主义不能引入中国”为标题，是想把最重要的事实，最简明的呈现给大家。1925年，国父孙中山早逝，给国民党、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局势带来深远影响。国父仙逝后，联俄容共本意更难得彰显，一个世纪后，中共称自己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共产党以为，其打着国父旗号以证明其合法性的阴谋是胜利了，人们没看懂，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败了，国父的布局，对历史的今天有着非同寻常之意义。
孙越宣言开宗明义：共产主义不适中国
“联俄容共”的开端是《孙文越飞宣言》，简称《孙越宣言》，是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1923年1月16日在上海见面，商谈中俄合作问题后，于1923年1月26日所共同发表之宣言。宣言共四条，分别为：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以上四条概言之，中俄共同努力促成中华民国于内统一，于外独立，强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中国，苏俄愿意放弃帝政时代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苏俄无意让苏军继续留驻外蒙古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不允许外蒙古以独立国名义参与中苏会谈。
国际国内情势险恶 获取俄援防制红祸
如今有不少人将共匪红祸推罪于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国父的著作《三民主义》中，对人类历史、社会演进、各种学说的深刻研究和讲解可谓无人能及。时人多畏惧俄患红祸，向国父谏言不要联俄容共，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能不如一般常人？
须知时局险恶，当苏俄屡屡派人与孙中山先生联络时，苏俄的红军已侵占外蒙。五四运动前后，共产主义思想又迷惑了很多激进的知识青年。1921年中共成立，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其又有利用军阀与军阀合流的倾向。1922年，陈炯明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北方的实力派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不少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甚至有不少国民党分子也背离国父，变节附逆。1923年，孙中山先生回驾广州，陈炯明遭到驱逐，但革命处境仍极为艰苦，比如军人骄横，反复无常；党务消沉，个人纠纷多，畏难情绪大；且自民国创建以来，北洋军阀其分子虽有代谢，但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毁法，到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几年连续不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却遭列强压制，他们不愿看到统一之中国……总之，时局之复杂险恶不能一一述及，国民党不仅需要培养基本武力，更亟需重建党务，以应危局。
1922年，孙中山、宋庆龄在广州与总统府卫队官兵合影。（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在签署《孙越宣言》时，面对党内元老的忧虑，国父说：“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他。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只顾自己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孙中山集外集》）
国父基于当时的政治情势，在深思熟虑后，慎重决定联俄容共。国父在革命过程中，经常运用的策略是寻求国际上的道义支持，他曾寄望于美国，结援于日本，也有与德、俄交好的战略。国父联俄，不是放弃国际外交，而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促使更多国际援助的到来。
国父联俄，也屡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祖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矜恤青年导之以正 吸收训练防患有方
国父孙中山矜恤误入共党之青年，不忍看他们成为毒蛇猛兽。（图片来源：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国父容共，并不允许中共伺机发展组织，只允许他们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国父看到，其时青年虽倾向马克思学说，却对之无深刻研究，不知其与我国国情不合，所以导青年以正，吸收他们，加以训练，使他们踏上正途。
对容共联俄，蒋公中正在〈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中说：“先总理允许容纳共产党分子，不外两层意思：（一）为预防共产党在中国祸患起见，想以三民主义融化共产主义，与以思想上之感化。（二）对共产分子有愿从事国民革命的，给他们一个努力的机会；并不是要他们来篡窃党权，破坏国民党，推翻三民主义而宰制中国的。就是总理的联俄政策，也只是因为苏俄当日为‘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方才联他，并不是要请鲍罗廷来破坏国民革命，做太上政府。联俄政策永久维持与否，其关键不在中国，在乎苏俄是否能以平等待我为断。”
马超俊在〈纪念国父应实践三民主义〉中说：“国父毕生对人、处事、接物，无时无地不表现其诚与仁……笔者当时因各地青年与工人闻讯哗然，乃向国父陈述中共党徒在粤沪汉津湘川青岛等地煽动工人运动，积极攻击本党，实难予以优容。又列宁诡谲多端，亦不可靠。国父当即指示四点意见，兹仅述其关于容共一点。略以：‘青年富于理想，对现实大多不满，易于受人煽惑，误入歧途。中国青年现多倾向马克思学说，强谓为社会主义，而对之却无深刻研究。不知其与我国国情不合，亟应导之以正，吸收他们，加以训练，使踏上正当途径，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伦理之优点，从而参研西洋政治思潮及制度，则自可服膺本党主义而成爱国有为的人才。’……国父复谓：‘本党系容许共产党员的个人个别加入，并非容许共产主义加入。凡加入本党者，应奉行三民主义，违则受党纪制裁。总之，我系矜恤误入共党之青年，不忍看他们成为毒蛇猛兽。’”
国父慎重决定联俄容共，不仅有深远的谋划，亦有防患的办法。比如张作霖对孙先生容共曾感疑惑，于右任告其：“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化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
事实上，国父在世时，共产党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节制，谭平山就曾抱怨说：“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
2016年11月11日，中共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图片来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三民主义永远不变 广州开讲破除迷岚
中共借“联俄容共”这个名词，利用多数人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编造了许多谎言。比如《毛泽东选集》中称“孙中山于1924年1月的广州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新时期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一大的讲话中明确强调“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
1924年1月至8月，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先生便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了三民主义系统演讲，分为民族主义6讲，民权主义6讲，民生主义4讲。孙先生所讲三民主义始终是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
国父在《三民主义》演讲及著述中，从人类的民族起源，讲到欧洲的物质文明及政治哲学；从中国固有的道德，讲到新旧潮流的冲突；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讲到神权、君权、民权的演变；从中国古代的民权思想，讲到近代欧美的民权事实；从卢梭的民约论，讲到太平天国失败的前车之鉴；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讲到德国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学说，讲到三民主义……
联俄容共的同时，国父系统讲解三民主义，便是要从思想认识上让知识青年对古今承接能够融会贯通，对各种学说能够加以辨别，最终理解国父思想，抛弃马克思邪说，信仰三民主义，实现三民主义。
国父仙逝埋下伏笔 摧邪辅正去伪存真
中共百年来始终举着国父的招牌，打着国父的旗号，正说明国父及其创建的中华民国才是正统。（图片来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国父全集》中记载，“某君”谒孙中山先生，询“有某党假借国民党名义破坏国民党，应如何应对”，国父答复：“某党不敢公然独行，乃假冒本党之名者，足见本党牌子之老，而能受人信仰。吾等万勿因彼等冒牌，即怀妒恨。我意惟恐其不假冒，君不见今日市上之老牌子之巨肆乎？假冒愈多，则彼牌子愈响。如此不花钱之宣传，吾等又何乐而不为？”
国父病情恶化，自知不起时，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汪精卫曾入内请留遗嘱，国父答：“我如果留下说话给你们，是于你们有许多危险的。现在好多敌人都在围困着你们，我死之后，他们更向你们进攻。如果你们强硬对付他们，是危险很大的。我看还是不说的好，好叫你们能够对付环境容易一点，我要说出，你们便很难对付险恶的环境了。”
作为国父、领袖，当亿万人的命运取决于他的战略决定时，怎能没有通盘的谋划，这通盘的谋划中，怎能没有国父不在世以及中共窜政的种种考量？
我以为，国父以正统、道义与至诚处世，便始终处于不破不败之地位，而联俄容共政策则预留了一正一反的两种作用和结果。若为正，即苏俄与中共能在国父给其的机会中信守承诺，则能化时局之祸为后世之福，成就一大善事；若为反，则国父便为其留下可被利用的空间，他们利用国父，背信弃义，也即钻入国父的布局中，便始终处于假货地位，始终需要以谎言为生，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有幸处于历史的今天，国父孙中山历史上的布局即将显现。中共百年来始终举着国父的招牌，打着国父的旗号，正说明国父及其创建的中华民国才是正统。在历史潮流下，摧邪辅正中，中共伪政权必将被世界摒弃，真正的中华民族也必将被唤醒，回归正道再现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