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连续两个星期谈到，为何在中国大陆独立于权势之外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如凤毛麟角，又谈到这与中共在延安时代开始的文化艺术政策及连翻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有关。再加上在“六四事件”之后对知识界的加强监控及利诱，最终令今天中国大陆能够挺身而出，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人越来越少。
能够各自在自己的专业范围自求多福的当然也有不少，但以学者或者至知识分子之名来寻求更多经济利益，甚至向权势靠拢，成为国内知名知识分子易中天所谓的“帮腔、帮闲、帮凶”式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似乎越来越多。
除了易中天之外，既是学者、曾经被中共政权吸纳从事公职的资中筠，也曾经多番写文章及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大陆的知识界花果飘零，甚至慨叹学术界及文化艺术界的堕落，已经去到灾难性阶段。
在政治权势凌驾一切，控制所有经济、政治及社会资源，又没有公民社会监察制衡的情况下，中共管治下的中国，实际上早就处于一种全方位堕落的局面。贪污腐败无疑已经成为体制的一部份，甚至已经如癌细胞般散播，除了在官场之外，还令社会不同环节同时都走向腐败，这现象在学术界尤为明显。
易中天所谓的“帮腔、帮闲、帮凶”，针对的就是知识分子及学术界，其大致意思是认为现在中国的文化艺术及学术界有太多具有某几种典型的所谓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透过讨好权势，甚至争相帮权势代言，忖摸当权者的心态及需要来扭曲各种理念及论说，从而获取当权者的眼球及注意。如果能够成功，就可以得到很多与本业相关的机会，从当权者手上赚取更大的经济回报或其他社会政治利益。
偶然“帮腔”为当权者及共产党的不恰当行为提供理据及开脱，已经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日常行为。有人甚至争取每一个机会，利用各种课堂内、课堂外、及作为学者能够容易掌握的学术及言论平台，为权力机构代言，不时以“帮闲”的姿态来歌功颂德。更进一步的，是急主子的所急，以官员及权势的代理人或代言人自居，沦为权力集团的“帮凶”，利用其作为学术工作者或知识分子的权威，以言论及其他方式主动出击，为官僚及管治层打击其他人，甚至反过来打压知识分子理应捍卫的言论及学术自由空间。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似乎已经再没有出现过好像方励之、严家其之类具有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学术及言论领袖。有一些之前也被视为较为开放及敢言的学者，还自动收敛。有部份更开始讲一些迎合中共的言论。例如有人为中共在“六四事件”的暴力镇压、开枪射杀学生的做法提供理据；有不少学者沦为权势的传声筒，散播“外国黑手论”？很多人不但不会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要求权势作出检讨，反而向处于弱势的学生及一般民众抽刀。有曾经支持政治走向自由化的殿堂级学者，甚至说出“坏政府总比没有政府好”这样的言论，从而推翻自己过往的立论点，甚至否定了自己的大半生也在所不惜。这不是沦落还是什么？
最近几年，就连香港的知识界也随着所谓“国家安全”这个伪命题，或者“爱国者治港”这种说法而急速堕落。
一直以来，香港固然有很多“两耳不闻天下事”的象牙塔式学者人物，但过往在香港的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学术界曾经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港英殖民地时代，随着大专教育的发展，政府固然不断增加对大专教育的拨款，对课程的发展也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但对于院校管治，却一直采取一套相对自由的政策。一般而言，在香港院校教书的学者，除了薪酬不俗之外，也受到香港言论自由气氛的保障，学术自由更是一个十分敏感，政府不敢贸然插手的环节。
二十几年前，特首董建华的家臣曾经意图干扰大学部门进行的特首民意调查工作，结果搞到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要作出公开的聆讯，连大学高层也要辞去领导职位，最终连大学校长也不得不辞职。后来又发生过负责教育的官僚致电大学高层，以具威吓的口吻意图要批评官员的学者收声，结果也是被廉政公署调查，涉事的官僚也不得不从相关的岗位退下。香港的学术界，因而也长期有一批以公共知识分子姿态示人的学者经常在不同的平台议论公共事务及社会政策，推动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提升了基层群众的政治问责意识。
但到了今天，香港各所专上学院的老师，已经再没有几多位敢于在公共事务上发言。有人甚至形容今天香港的学院一片死寂，仍然能够在已经被扼住咽喉的公共平台发声的少数所谓学者，绝大部份都只是权势的擦鞋仔，都是没有独立知识分子品格的人物。这个局面，只会令政府的施政更容易出错。对香港社会的未来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或者这样说，既然中国大陆已经早已是这样，今天这个被中国共产党全面管治的所谓特区，就连学术自由都已经难以再“特”起来了，曾经有过的“特”，也不得不被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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