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4年1月19日讯】（接前文）
总结我们现在已知的信息：第一，中国的政府在近十年里做出的所有决策全部错误，这种持续十年的全错，是在无意中犯下的概率无限接近零。第二，工业文明与极权政体最多只能并存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说，最多到2014年或者更早一点，中国就会陷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相容的巨大矛盾。第三，这种矛盾无法解决，要么保经济，要么保政体，两者不能兼得。将这三条信息结合起来，我们只能得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政府早在10年前就做出了选择——放弃经济，保住政体。
然而，虽然这样的结论已经足够震撼，足够写一篇经济学的博士毕业论文，但如果只能到这样的深度，那么相对于此前那些年度长篇的深度，这一番理论连皮毛都算不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放弃经济，要怎么放弃？保住政体，要怎么保住？政府可以采取的全盘计划是什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厘清过往，并看清未来。
现在，就让我们代入到政府决策层的角度上，一点点的剖开了看。假设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极权政体的决策层，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这里，我们必须先明确一条管理学上的常识：这个世界要搞建设非常困难，光动员就是极艰难的事情。要动员社会资本和精英人才联合起来，攻克真正卡脖子的技术难关，难如登天。但是，如果有意的破坏经济秩序，带来全方位的萧条，那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了。破坏，永远都比建设容易得多。
首先要做的第一步，是做好包装，假装要搞好经济，追欧赶美。虽然作为决策层，我们对于发展经济这件事已经没有了任何兴趣，但为了演戏演得逼真一点，我们可以制定一些看起来很具有煽动性的口号，比如2050年超越美国这个口号就很不错，在这个口号基础上，还可以编造一些根本就不会实施的产业发展计划，堆砌一大堆的套话和废话，但是普通小老百姓会因此热血沸腾，充满幻想，根本意识不到残酷的、去工业化的命运即将扑面而来，这就把有可能的社会阻力降到了最低。毕竟，如果明目张胆的去工业化，这也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大概率会激起民变，结果不好控制。但是用一整套的话术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接下来，作为决策层，我们必须想尽办法，掏空老百姓的口袋，把老百姓在前面30年辛苦积累起来的净财富全都变成净负债，让老百姓丧失投资能力，丧失发展实业的能力，丧失自由创业的能力，只能变成负债累累的牛马，任劳任怨，不敢有丝毫的抱怨。毫无疑问，如果可以实现这一条，那么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基本上就归零了，广大的中小微制造企业，也不可能再走上精细化的发展道路，只能是继续傻大黑粗，在简陋的水平上重复生产，直到被外界自然淘汰。那么，怎么实现这一条呢？非常简单，顺水推舟，推动房地产市场泡沫继续膨胀，鼓动全民炒房就可以了。于是，2014年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下行迹象，原有的小泡沫开始破灭，市场要回归健康发展轨迹的时候，2015年的“地产去库存”政策横空出世，银行、信托和基金拼命的给地产公司借钱，银行则想尽了办法鼓励老百姓按揭买房，买的越贵越好。
2000年以来中国商品房销售额变化情况（作者制表）
于是，泡沫被迅速吹大，商品房年销量从2014年的7.6万亿暴增到2021年的18.2万亿。到了这个时刻，老百姓的钱包都被抽空了，根本无力再支撑市场，于是泡沫当即破灭，市场迅速萎缩。2022年的商品房销量下降到13.3万亿的水平，2023年前11个月的销量10.5万亿，预计全年销量11万亿出头，大致回到2016年的水平。比较起来，这种萎缩幅度还远远不够，接下来必然还会继续大幅萎缩，萎缩到2014年的成交规模是必须的，然后根据经济下行的情况，继续萎缩。以后再来分析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萎缩到什么程度。
2012年以来房地产贷款增量变化情况（作者制表）
在这里，我们需要先理解一件事：2015年地产去库存的时候，政府掏出了真金白银，年度的房地产贷款增量从2015年的5万亿，2016年就迅速上升到7万亿，2020年甚至达到9万亿的峰值。此后的2022年和2023年，伴随着地产泡沫的破灭，虽然政府喊出了无数挽救房地产市场的口号，但是真金白银的救市措施一条都没有。对应到数据上，房地产贷款增量，已经下降到了6万亿的水平，2023年前三季度为6.35万亿。考虑到贷款增量一般都发生在上半年，下半年对于银行来说主要都是在追还款了，所以全年的水平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可能还要再略低一点。这也意味着2023年，政府同样没有掏出多少真金白银去拯救房地产。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政府掏出真金白银，吹大了房地产的泡沫；而在泡沫破灭的时候，政府并不愿意真的掏钱来救，也就是说，中央有意吹大了地产泡沫，再放任它在高位破灭，然后假装做出救市的姿态，冷冷的等待整个市场的自然死亡。真正的救市动作，是不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当然会遭受重创，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风暴，会让人不寒而栗，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地方债真正的购买主体，是各种理财产品和保险产品，在根子上也还是老百姓的钱，所以真正需要承受地方债务风暴的，也还是老百姓。地方债变成烂账，无非是进一步掏空老百姓的家底罢了，对于本来就奔着“去工业化”而去的决策层来说，这一点真是喜闻乐见，恨不得地方债务风暴赶紧发作。毫无疑问，这第二件事，作为决策层的我们干得也很不错。
现在，要干第三件事了——我们要不动声色的驱赶走外资企业，留下它们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外资本来就是中国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器，留下外资企业，就给工业化留下了火种，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2014年之后，外资企业的生存环境已经开始恶化起来。表现在数据上，就是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在2013年达到2963万人的峰值之后，就掉头向下，到2022年已经下降到了2278万人，减少了23.1%。
2000年以来外企（含港澳台企业）就业人数演变情况（单位：万人。作者制表）
但是这种下降幅度还不够，远远没有达到消灭火种的要求，所以2023年，外资企业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查间谍”、查税、查信息安全等等一系列的组合拳下来，外企逃离的速度显著加快，上海的金融外企基本上已经跑光了。到3季度，外商对华直接股权投资已经变成了负值，负118亿。按这个速度来看，2023年的外企就业人数，大概已经下降到了两千万以下。三年之内，除了实在撤不出去的极少部分外企之外，其它全都会撤出中国。这第三个目标，很明显作为决策层的我们完成也不错。
2018年以来外商直接股权投资金额演变情况（单位：亿美元。作者制表）
现在我们要做第四件事：摆脱人民币的发行对于外汇的依赖。长期以来，人民币的发行机制，主要是依赖兑换外汇，并在央行资产中对应形成“外汇占款”。2000年中国还没加入世贸的时候，外汇占款的比值仅为37.6%，到2013年的峰值为83.3%，也就是2013年的时候，央行资产基本上都是靠兑换外汇而来。此后形势急转而下，外汇占款比值迅速下降，2022年下降到了51.5%，到今年11月份终于下降到了49.9%，也就是终于下降到了一半以下。从这一刻开始，外汇占款在央行资产中，不再具有绝对优势地位。这也意味着人民币信用，不再与外汇信用进行强绑定，在外汇占款比值剧烈下降的同时，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比值迅猛上升，从2013年的4.1%，到2023年11月份已经上升到了38.6%。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也就是之前一再阐述的“以债为锚”的印钱方式——央行印出基础货币，借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拿出去放贷，借给老百姓买房，借给企业搞生产，尤其是最重要的用途，借给政府搞基建。这些债务的质量非常差，因此这也意味着支撑人民币的信用基础非常差。不过没关系，清除人民币发行机制中的外汇因素，这一点非常关键，是“去工业化”的必须步骤，即便人民币汇率贬值到改革开放之初，又有什么关系？
2000年以来央行资产占比演变情况（作者制表）
对决策层来说毫无影响，做到这四件事还不够。要知道，中国制造业挣外汇顺差的能力其实非常强。近四年来，2020年货物贸易顺差5351亿美元，2021年6765亿美元，2022年更是高达8776亿美元。2023年1-11月份，中国与所有欧美国家的关系陷入冰冻状态，但是货物贸易顺差依然达到了7481亿美元。面对如此强大的出口能力，对我们决策层来说，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想尽办法清除了人民币发行机制中的外汇因素，但是顺差如此之大，一不小心，外汇占款又会死灰复燃，商品经济又会重新活跃起来，严重阻碍我们“去工业化”的大计。怎么办呢？我们必须想尽办法，让这些顺差回不来。即使这笔钱已经回来了，也要让它消失在金融体系之外。于是，近四年来，这合计高达2.84万亿美元的外贸顺差，彻底失踪，在金融数据层面，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一直在减少；境内商业银行的外汇存款在减少；中国银行业的境外资产也在减少，中国近四年合计2.84万亿美元的顺差不翼而飞，成为全球金融圈最大的不解之谜。如此庞大的资金，足以撼动全球金融市场的庞大资金，在中国如此严厉的外汇管控手段之下，能够彻底失踪，这当然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决策层的疏忽大意或者无知愚蠢所犯下的错，这当然是因为我们作为决策层主动操控的结果。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小结一下了。作为一个极权政府的决策层，我们已经采取了5个步骤，并且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首先，我们动用宣传工具，发布各种我们根本就不在意的经济增长目标，把老百姓哄得满脸油光，让他们沉浸在大国崛起的幻梦里不可自拔。接下来，我们动用地产泡沫这个大杀器，彻底清洗了全国人民的财富。然后，我们集中精力连出三个大招，来对付最难搞的外部因素。我们驱赶了外企，压低了人民币发行机制的外汇占款因素，并且隐匿了海量的外汇顺差。接下来，我们还是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去工业化”之后，中国人应该怎么管？好不好管？能不能管得住？
好在这个问题没有困扰我们多久。2020年初，新冠病毒突然发作，我们因此可以试验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社会大抑制。
我们将中国人分社区分网格，死死的摁在原地，不许他们流动，不许他们工作，甚至不许他们购买生活必须品。我们可以进行全面的测试，从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到底下最小的农村，看看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大抑制的管理模式，看看他们对自由的渴望程度到底有多高。试验结果无疑让人非常满意，上海和广州都可以彻底封禁两个月以上，风平浪静鸦雀无声。至于那些底层的乡镇，更是想怎么封就怎么封，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连续三年的社会大抑制试验，政府连最起码的暴力手段都没有动用过，街道办随便打一个电话，拉一条绳子就可以让数千人的社区安静到连狗都不叫的程度。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争取自由的意识，整整一代人的工业化启蒙，完全没有在中国人的大脑里种下“自由”和“公平”的种子。到最后的时候，冒出来几宗所谓的“白纸事件”，一些学生举着白纸向我们决策层哀求怜悯，对此我们只是呵呵一笑罢了，根本不用在乎。我们可以有无数种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手段，来对付这种低层级的摇尾乞怜。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有意萧条”的国策，毫无疑问，就已经到了收取最终成果的阶段了。作为决策层，我们已经洗干净了中国人的大脑，洗干净了他们的钱包，清洗了最难搞的外部因素，同时我们还试验了“社会大抑制”模式，把中国人死死的摁住。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成规模的反抗，那么，“去工业化”，当然就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如果你在决策层，看到各种条件都已经圆满到这样的程度，估计你晚上做梦都会笑醒。你开心的走进2024年，准备开启最后的收割计划……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