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有多国都提到香港人权议题，且提出取消《香港国安法》建议（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联合国官网）
【看中国2024年2月9日讯】香港特区当局推行第二波国家安全立法，首当其冲，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当局的咨询文件表明，今次立法的目的超出《基本法》第23条的原定范围，即自行立法禁止七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从咨询文件看到，当局认为维护国家安全，需要规管的，不限于该七类行为，而立法的目的不仅是禁止和惩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更在于“防患于未然”，将动乱的根苗扼杀于萌芽阶段。
因此，国家安全的观念扩张至其他领域，执法机关办案权力大增，也就不在话下。至于此举是否超出《基本法》的原意当然不成问题了，反正四年前第一波国安立法，北京可以不受《基本法》的束缚，直接由全国人大常委号令香港实施，今次回归《基本法》，还来一个月的咨询，看来是德政了。
不过，为了防微杜渐，官方规管难免侵犯言论及新闻自由。例如咨询文件建议，不但国家秘密不得泄露，连“非法披露看来属机密事项的资料”也属破坏国家安全，因为没有合法授权下，公开披露便会“损害中央或特区政府的利益”。
犹记2015年“沙中线”（沙田住中西区地铁线）工程偷工减料的丑闻，当年分判商冒着违反合约保密条款披露内情，引起公众哄动及政府调查，但新国安法通过后，自行披露情况等于泄露国家机密，随时变成国家罪犯，后果非同小可，所以若发生于今日，丑闻能否得见天日，实属疑问。更大的问题是，成功保护这样的“国家机密”究竟对谁有利，是维护还是牺牲了国家的利益？
又如2019年7月21日晚上，白衣人联群结队在元朗地铁站内无差别袭击市民，记者事后根据店铺录影片段认出负责运载武器车辆的车牌号码，再向运输署索取车主资料，以助探讨真相。倘若传媒公布车牌号码及车主身份被裁定违法，记者就不单是非法披露资料，而是罪犯国安，那么还有谁敢去揭露真相？难道这正是立法的目的？
官方建议“非法披露看来属机密事项的资料”等同泄露国家秘密，本身便包含三个问题。一是“看来”一词模糊了受保护资料的界线，因为禁止泄露的，除了真正的“机密事项”，还包括看似的“机密事项”，究竟有多么“机密”才不容许公开？例如，反修例运动期间，前特首林郑月娥向商界表示“如果可以，会选择辞职”，是她个人感想，属于私密的说话，但谈不上是国家秘密，是否可以报道？
再者，根据咨询文件所提议，全属虚构的资料或文件，也可当作“看来属机密事项的资料”。不错，新闻机构发表了失实报道，如亚洲电视错误报道江泽民死讯，完全不专业，但说他们泄露国家秘密，甚至动摇国家安全，又有何根据呢？当新闻报道不涉及国家秘密，甚至不符事实，也祭出国安大法，当作泄露国家秘密来办理，传媒面对严重后果，又怎会偏向虎山行呢？
最后是不设任何豁免罪责的条款，新闻自由失去制度保障。新闻业的天职是发掘真相，监察权贵，伸张公义，凝聚社会焦点及舆论，文明社会都会支持，过程中或有失误或有不足，开明政府的上策，是以准确全面的事实真相公诸于世，赢取民间信任，否则勉强以法律禁制或政治施压，最后适得其反，一来因为司法独立，官司胜负难定，二来压制新闻自由不得民心，只会赢得骂名。
反观眼下的立法建议，新闻业界即使以监察权贵为己任，不论通过吹哨者通风报信，或者自行取得官方资料，以挖掘社会丑闻的真相，或者简单如率先公布官方资料（如经济数据和失业数字），都可能身陷国家安全的法网，却不能以公共利益作为理由，为自己和新闻界辩白。
更甚是，两位特区高官近日敬告传媒，小心因报道香港的流亡海外人士的言行，或者批评政府时“加盐加醋”而惹上煽动官非。前者是将受访者主张看作传媒的立场，新闻报道贬为政治鼓吹，后者视严厉批评如洪水猛兽，必须严刑峻法伺候。两者不约而同，将言论自由压在《国安法》的五指山下。
不过难得的是，咨询报告声言必须充分考虑言论自由的权利，国安立法也会符合两条国际人权公约的标准，但可惜报告却从不论述各类建议，如何符合联合国人权对限制言论自由的三项要求，即依循法律、实属必要，而且目的与手段合乎比例。如此遗漏，究竟是故意还是疏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