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很信任戴笠，图为1940年的蒋公与戴笠。（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按：王庆莲被称为最后一位军统女特务。1928年2月2日出生于浙江江山，和戴笠是同乡。15岁考入军统局。抗战期间，军统译电科的主要业务是对日本特高课讯息的破译，在抗战中做了重要工作。1946年王庆莲离开军统回老家照顾母亲，49年前夕没能跟随国军撤退台湾。49年后，分别在杭州白肉市场和粮食局工作，文革中境遇艰难，被打成反革命，受尽屈辱。本文是王庆莲回忆在军统局工作时，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文革中被折磨的情况等。从她一生的回忆片段中，也可窥见当年戴笠、毛人凤等的一些真实面孔。王庆莲的回忆改变了人们过去在大陆一些“样板戏”或者“主旋律”电影中对“军统女特务”所塑造出的刻板印象。她的回忆中，军统局纪律严格，她们不仅被禁止在上班期间浓妆艳抹，而且下班的时候如果要从事娱乐活动，也被严格规定不得与男性友人有任何的肢体碰触。
军统局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我们都鸦雀无声。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噎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从前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戴笠的字）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老板。
16岁在军统局戴笠手下工作
王庆莲（图片来源：网络）
我的身世怎么讲呢，太苦了。不到一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六年小学，日本人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
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人不够才临时招的。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
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所以密本股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其他几个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因为可以看到情报，很多人想调过来，也有共产党混进军统局，想调来译电科，很难。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当然是什么情况都有的，但主要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虽然股长是我亲舅舅，但他对我很严格，译不成文打回来重做，任务完不成就加班。
“戴老板：生为国家，死为国家”
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现在说的阴险毒辣的人。图为1940年代蒋中正与戴笠。（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我们也都是称同志的，她穿了，给戴老板看见，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老板对自己也严格要求。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现在说的阴险毒辣的人。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得对不对，但我接触过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上个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看见那个对联，真是不舍得走。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军统局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都出过力气。
我前几年看到一本书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害他。我们心里不这么想。我见过蒋介石两次。军统局每年4月1日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上，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我们都鸦雀无声。
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噎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从前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戴笠的字）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老板。
军统纪律严不涂口红 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军统局纪律严，我也犯过错误，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浓妆艳抹。
那天我还在上班，组长姜毅英，她是军统里面惟一的女少将，也是江山人。她走进来，叫了一声娜尼鬼（江山话：小姑娘），外面有张通告你看到没？我跑去看，上面写女同志不准抹胭脂涂口红。我很生气，这不是说我吗？就给撕下来了。
我年轻时很欢喜打扮，用口红把嘴巴抹得很亮，眉毛也修得很齐整。我身段好，旗袍都要求比人家裁得更合身，给我们做衣服的人见了我就头疼。
我又活泼，蹦蹦跳跳的，说起王庆莲，军统里的工作人员都认得。
军统局规矩很多，我们有个证章，带出去坐车看电影都不要钱，但我们从来不用，因为上面查到要处分的。
我真正尝到做人的滋味、最快乐的就是那三年。每个礼拜有半天休息，就去看电影，有美国片《出水芙蓉》，苏联片记不清了，还有周璇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
我跳交谊舞最早还是跟电影演员学的。我为了晚上不上班，白天就拚命完成任务，晚上偷偷跑到胜利大厦的舞厅，有个著名电影演员叫王豪，他来请我跳舞。我说对不起，我不会跳，我是来看看的。他说不会就学。我把他一双白皮鞋都踩黑了，他也不怪我。
后来跟几个女朋友一起跳，在舞厅不可以男的跟男的跳，但可以女的跟女的跳。我就跳男的角色。这些事给局里知道要被关禁闭。我们不可能和外面的人谈恋爱，跳舞认识的几个女朋友，也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工作。
中美合作所是“人间地狱”？美国人很有礼貌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我还没去，1943年我进去了后，译电科的人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老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后来成立中美合作所，美国那边的梅乐斯还跟老板回江山，和老板的母亲拍照纪念。
说到中美合作所，其实就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我去过，根本不是什么人间地狱。中方的主任秘书潘其武，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四一大会”我去做招待员，那里都是美国人，美国人欢喜跳交谊舞，戴笠还跟他们一起跳，他其实跳不来。美国人很有礼貌，并没有什么非礼，完了还开吉普车送我们回去。
我学会跳舞，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但重庆有好几个舞厅，我都去过。我年纪小，性格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偷偷去。别人看到了，说小鬼，被发现要给你抓起来的咧。我说，抓起来再说嘛。
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女的大肚子，军统局把他们调回局本部，男的关起来6个月。那女的叫蒙幼云（音），她就一直哭，我说，傻瓜，你哭什么，他关六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后来他们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1949年军统撤退台湾 “我肠子悔青了”
我贪玩，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只好借，大家都没有呀，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会计室预支，要毛人凤批字，他那时的秘书室还没我现在这个小房间大。我去问毛先生在不在，到门口喊个报告。他说娜尼鬼，你干什么？我说我钱用光了，他就给我批。
前两年有部电影叫《建国大业》，姜文演毛人凤，很神气。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
有一次开“四一大会”，毛人凤旁边坐的蒋介石的侍从，也是江山人，我当时做招待员，毛人凤看到了，就跟那个人说，喏，那个娜尼鬼，也是家乡人。
军统局一共就两辆小车，一辆是戴老板的，另一辆给毛先生这些大官，谁出门就谁用。有一次参加老乡的婚宴，我傻乎乎喝得晕头晕脑，毛先生就让司机开车送我先回去。
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待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
说起来，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组长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
姜毅英吓唬我，说娜尼鬼表现不好，把你关起来。我怕了，就想赶快走吧。
第二个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国归来的未婚夫完婚，虽然她跟我关系不大好，但军统局女的少，她也没有别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后我回来，趁着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到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死了，军统局改叫保密局。
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我于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饭去了。
1949年军统局撤到台湾去，他们还叫我，娜尼鬼，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后来，肠子都悔青了。
24岁被划为反革命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划了反革命，我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运动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整风”、“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
1951年“镇压反革命”，我24岁，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那八年间，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丢了饭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上面点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送到乡下，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关着羊，羊圈后面堆着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张床，床的后边又是羊圈，就这样与牲口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买了晚饭，回到那个“家”，我哭了，我才30岁呀，就这样完了。
那里是水乡，去劳动都要划船出去，我五岁的孩子扔在家没人管。冬天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当地农民家的地上铺稻草睡，只有我一个是女的，我觉得很屈辱。
酷刑⋯求饶？原军统女特务血与泪的倔强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我没求饶。
不让睡觉，只要我眼睛闭着，他们一脚踢过来。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扑克，我一头扎进屋旁边的鱼塘，被发觉了，一个男的下水抓我脚，我用力一瞪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上岸。
换湿衣服的时候，当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没一块好肉，都掉泪了，我叫她别哭，被他们看到也是要打的。我自己不觉得痛，麻木了。
身体的苦没什么，精神折磨最难熬，我丈夫、儿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相见。
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站在凳子上说自己是反革命军统特务。有一天游街回来，我吃不下饭，我躺在床上想，你们是爹生娘养，我也是，何苦这么对我呢？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已在地狱里，死也没什么可怕，不如勇敢一点。江山人脾气倔，军统的江山人，脾气更倔。我下到农村改造23年，还是很倔强，他们叫我招认，叫我揭发别人，我从来不招，没有的事情我绝不随便讲。
“我活着 大陆仅存”
我后来想，那段时间，社会不知道要倒退几十年。51年“镇反”、53年“三反五反”、55年“肃反”，死了很多反革命和资本家。57年搞“整风运动”、搞“大鸣大放”，要知识份子把心里话说出来，许多大学里的教授提了意见，结果划成右派，埋没了多少人才。
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四人帮”，狗咬狗，你不揭发别人就算互相包庇。一个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学教授，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但他苦头吃不住了，说他有一支枪，丢在鱼塘里。其实没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儿子那里，他儿子大义灭亲，给送回来了。
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我丈夫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们夫妻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
我这一生对不起四个人：我妈妈，我没能给她养老，她反过来还得帮我养儿子；我的三个儿子因为我，一个只读到初中毕业，一个小学毕业，另一个小学都不能读完。我后来问小儿子：从小妈妈不能管你，你恨妈妈吗？他说，不会。我心里才好受一点。
这些事，我从前不敢讲。1957年我看到一本写军统的书叫《人间地窖》，说到每年军统开“四一大会”工作人员做招待员，其中有王庆莲。我看到那里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现在我很想看到这本书，可惜没处找了。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大陆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