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1920），库斯妥迪耶夫所绘。（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俄领袖斯大林通过血腥的大清洗运动，将“十月革命”的参与者、见证人，特别是自己的主要政敌基本消灭殆尽后，他决定动用文艺特别是电影手段，尤其是电影形式重新书写党史和革命史，特别强调以他为核心来书写新的历史，以突出他个人的重要贡献。
中共建政以来，进口影片的影响力，几乎没有一部能与苏俄所谓红色经典——《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两片相媲美，它们散布的思想已经深刻地注入中国人的血脉。暂且不说，两部电影的部分台词，早已演化成中年老年人的“口头禅”，大陆学界和御用传媒至令依然将它们奉为“空前绝后的苏维埃艺术珍品”，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音像店里，也不难找到这两部译制片的镭射影碟。
在今天的莫斯科，由于民众的反共呼声高涨，电视台不敢播映这两部电影，但是出于商业考虑，当局尚允许在市场销售两部电影的影碟和录影带，法律上并没有违规，故未禁止。我最近在莫斯科的一家书店就看见了这两部影片的DVD广告定价：一百五十五卢布（折合约六美元）。最有趣的是广告简短的影评：“列宁的形象是虚假的、复杂的和矛盾的。我们今天全然已知。而从前那关于列宁的一切都如出一辙：他是天才的、当之无愧的、榜样型的形象。请君观赏，在那个年代他是个什么样子。”
苏共中央给红色影片大开绿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俄领袖斯大林通过血腥的大清洗运动，将“十月革命”的参与者、见证人，特别是自己的主要政敌基本消灭殆尽后，他决定动用文艺特别是电影手段，尤其是电影形式重新书写党史和革命史，特别强调以他为核心来书写新的历史，以突出他个人的重要贡献。
三十年代苏联电影生产的主力之一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该厂的领导权牢牢地控制在效忠于斯大林的共党干部手中，比如领导人舒米亚茨基和凯尔仁采夫就是百分之百的“党的文艺驯服工具”。该厂在接受拍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政治任务时，苏共中央决定给电影制片厂在拍摄方面一路大开绿灯，调集全国电影界最佳编剧、导演、演员组成创作集体，投入最强大的设备供应和资金支持等等。
斯大林的虚假形象
影片《列宁在十月》一开幕，便谎话连篇，欺瞒观众。影片中，列宁登上芬兰列车前往俄国彼得格勒发动政变，身边有个寸步不离的卫士瓦西里，他就是编导杜撰出来的人物，而历史的真相却是，列宁警卫一直由一位名叫艾诺･拉西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此人虽然是一位地道的俄罗斯农民，可后来也在苏维埃红色恐布运动中被镇压，所以遗臭万年，不便提及，于是编导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杜撰了列宁卫士瓦西里的形象。斯大林的形象贯穿始终全片，比如列宁让“瓦西里同志”将《真理报》的稿件转交斯大林，并且在“明天”就要约见他。影片中列宁进入彼得格勒市作为苏维埃政权大本营的斯摩尔尼官后，又赶忙提出来请斯大林同志来见面。斯大林在电影中变成了列宁的影子，编导正是如此伪造逻辑，以便合情合理地让斯大林成为列宁的接班人。而安排列宁登上芬兰列车，以及和列宁一起策划和发动“十月政变”的、苏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片中却没有一个镜头涉及，他完全被斯大林取而代之。
此外，《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在表现察里津战役的时候，除了宣扬斯大林本人的画面之外就是他的爱将，那个言听计从的伏罗希洛夫将军。实际上，即使根据苏联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南部战场文件汇编》和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红军各战场指挥部命令汇编》等史料记载，哥萨克白卫军和苏维埃红军，从一九一八年七月到一九一九年二月为争夺连接俄罗斯中央地区、北高加索和中亚的战略枢纽察里津（今伏面加格勒）展开决战，城市和周边防御在残酷的战斗中多次易手，在整个战役进程中，后加盟红军的帝俄将军斯涅萨列夫和西金等人作为红军高级将领，实际领导和参与实施了察里津防御的成功部署，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影片没有表现他们的功绩当然不是简单的忽略，而是故意抹杀，因为早在这部电影出笼之前的一九三O年，他们两人就在大清洗运动中作为“祖国的敌人”被枪毙，斯大林自然就成了这场战役唯一的英雄。
还有，电影中表现的一九一八年斯大林粉碎托洛茨基的叛变计划，以及敌人企图刺杀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乌里茨基（影片将乌里茨基之死嫁祸布哈林）的阴谋，历史证明，也都是子虚乌有。俄罗斯作家梅尔古诺夫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三年俄罗斯红色恐怖》一书中披露，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七日，当地苏维埃主席，北方公社人民政委乌里茨基在彼得堡被枪杀。凶手是前沙皇军队的士官生、社会党人凯涅基谢尔。此后此案调查的正式文木显示，经退侦讯，凯涅基谢尔刺杀乌里茨基并未受讬于任何党派，或者是有组织的暗杀，而纯粹出于个人动机，为了报复帝俄军官被红军俘虏和枪毙。
本片描写列宁中枪后，躺在病床上颇为神经质地对医生喃喃地说：“假如这就是最后了，我要做出决定，让斯大林同志来，让斯大林同志快点来呀！”这个情节完全是无耻编造。
被影片捧红的导演和编剧
苏联电影导演罗姆（M･POMM）正是此时应招入组，加盟创作的。他的个人简历上这样写着：“罗姆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之间寻找到成功地探索列宁形象以及与十月革命相关事件的途径，即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实际上，他一九三一年进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一九三四年才独立执导第一部电影（《小胖子》），为什么斯大林却如此垂爱于他，让他承担两片导演之重任？原来罗姆曾在红军服役，还曾担任过列宁的红色恐怖机构——军委参谋部特委会监察员。可见罗姆加盟两片拍摄乃是政治条件好所决定。
此外，根据苏联导演、剧作家米列克的回忆录披露，斯大林指示罗姆，两片重塑列宁形象时，为了剧情需要，编剧可以大胆杜撰，必要时可以抛开历史真实。
令人费解的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的编剧斯大林指定由为当年苏俄名不见经传的卡普列尔担任。演员出身的普列尔仅仅在拍摄两片之前的一九三五年，才独立创作了第一个剧本《三伙伴》，到拍摄两片的当年，即一九三七年，他也才完成第二个剧本创作。卡普列尔领受创作任务时受宠若惊，他在其自传中写到：“那时我们处于全社会崇拜斯大林的强烈的感召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