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在会议中 (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4年9月1日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中共党内制造恐怖气氛。
与此同时，中共喉舌公布的信息显示，官员们对真实资讯的渴望，让中共深感恐惧。因为当年的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大批苏共党员了解历史真相开始，这就是著名的“公开性”运动。
中共制造恐怖气氛
中组部负责人就该《办法》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办法》共27条，主要包括4方面内容，其中“规定了限期改正、劝其退党和除名的适用情形”。
“限期改正”主要包括所谓“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革命意志、党性意识淡薄；信仰宗教；工作消极懈怠..；不按照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足额交纳党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6个月以上、2年以内等方面。”
这部分内容无疑暴露出中共党内的一些真实情况，包括“不按时足额交纳党费”、“工作消极懈怠”，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等等。
每当此时，中共的宣传总是处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要自吹“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一定比例的中共党员甚至连党费都不想交、甚至完全跟中共失去联系等等。
当年的苏共也曾这样吹嘘过，结果苏共的最后时期出现了这样一幕。
1991年苏共“819政变”失败后。8月24日，重获自由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
8月29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麦德韦杰夫后来曾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
中共发布的《办法》第二项所谓“处置办法”是“劝其退党”，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其中声称“主要包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以退党相要挟，经教育不改；限期改正期满后仍无转变等方面。”
既然有人想要退党，中共又何必说“以退党相要挟”，直接允许其退党即可，又何必“劝其退党”？
事实上，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8月31日凌晨，退出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的总人数已经达到435,259,025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至少每天数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着。
退党中心主席易蓉女士曾经表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可以给退出共产党的人提供中英文《退党证书》。《退党证书》获美国政府认可，终身有效。《退党证书》可以在线自行办理、在线打印”，退党中心欢迎广大民众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tuidang.org），办理退党手续，领取《退党证书》。
在苏共垮台之前，苏共党员也曾出现大面积退党现象。据统计，1989年退党人数为14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了37.1万，而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后的七八月又有31.1万人退党。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在最近一年间共有420万党员退党。
还有许多苏共党员虽然表面上没有退出苏共。但是拒绝参加苏共的会议、拒缴党费。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上，叶利钦和他的大批追随者公开宣布退出苏共。随后，苏军内部退党现象也风起云涌。退党、交党证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一些军官当众撕毁了自已的党证。
这些都在为苏共最后的垮台做着准备。而中共所说的“以退党相要挟”，不仅暴露出中共内部也有公开退党现象，而且一句“相要挟”说出了中共的恐惧。
就在中共该《办法》发布之际，两条消息暴露出更多的内幕。
中共官员渴求真相
中共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廉洁四川”，在28日对成都市温江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马敬德的通报中，声称他“购买、阅看违禁书籍，在网络上散布政治谣言”。
众所周知，中共所谓的“政治谣言”，在很多时候不仅不是“谣言”，而且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在民间以及中共官场上获得人们的信任。
从中共的通报看，这位官员不仅“购买、阅看违禁书籍”，而且身体力行的传播“政治传闻”，显示出中共官员对于真相的渴望，与民间无疑。
一个有力的证明是，甘肃省近日也有类似例子。
甘肃省民乐县委原书记李作明29日被中共通报，说他不信马列（理想信念丧失），而且不怕中共（毫无敬畏之心），“携带违禁音像制品入境并阅览”。
短短两日，中共通报两起类似事件，足以说明在中共党内阅读、观看海外真相书籍的大有人在。
澎湃新闻近日在报道中列举，“近年来，已有多名领导干部被指‘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如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从玖‘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看’和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郁志云‘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
报道中的一句“长期阅看”，足以说明这些真相书籍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真相让苏共意识形态崩溃
在苏共垮台前，也曾出现类似场景。
1985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是中共宣传文章中最痛恨的人物。因为雅科夫列夫是“公开性”政策的重要倡导者和执行者。
他认为，由于极权制度对人们心灵的长期禁锢，只有“公开性”才能冲破精心编织的谎言和各种骗术的重重障碍，拨开布尔什维克主义早已长锈的门闩，为独立政见的传播打开闸门。
因此，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公开性”的方针。次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又进一步号召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和“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
1987年7月，苏联官方报纸《消息报》载文谴责苏联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这些历史教材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
1988年6月，苏联教育主管部门做出决定，取消当年中小学历史课的考试，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
1989年12月，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课程。
在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一大批过去被禁的作品先后公开发表和放映。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亚·别克的小说《新任命》，亚·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回忆的权利》，安·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安魂曲》，阿·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格鲁吉亚导演田·阿布拉泽的电影《忏悔》等等。
其中，《回忆的权利》写的是诗人的父亲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被流放的命运，在《新世界》和《旗帜》两大主要文学刊物发表后引起轰动，印数达68万份。
《安魂曲》写的是诗人的儿子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的遭遇。《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描写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党内斗争，特别是大清洗运动，其中写到了斯大林与基洛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矛盾，揭露了在基洛夫遇刺案中，斯大林一手策划的谎言。
各种报刊纷纷登载揭露历史真相的作品，发行量几十倍、成百倍地增加。《各民族友谊》杂志因刊登《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发行量从1987年12月的15万份，增至1988年1月的80万份。
1987年上映的电影《忏悔》描写了上百万人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失踪的悲剧，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恐怖行为。这是在时任格鲁吉亚党委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支持下摄制完成的。有分析指出，电影《忏悔》的影响甚至可以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报告、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提并论。
雅科夫列夫曾说：《忏悔》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
1990年6月12日，最高苏维埃表决通过《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这部法律生效后，私人办报合法化。
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
短短4个月内就有700多家报刊宣布成立，同时，许多苏共喉舌报刊也纷纷摆脱苏共束缚，宣布自主办报。到苏共垮台前，经苏联国家报刊委员会登记的全国性报刊有1800种，而苏共掌握的仅有27种，占1.5%。
这说明，苏共的意识形态在苏共垮台前已经开始解体。
苏联的最后时刻
《苏联的最后一天》记载了1991年12月25日当晚的一幕，
“在戈尔巴乔夫结束演讲二十分钟后，两个工作人员通过参议院大楼屋顶的一个活板门，出现在屋顶上，他们爬上屋顶弧面的金属阶梯，到达顶部一个设有齐腰高栏杆的圆形平台上。在那里，他们从高高的桅杆上拉下20x10英尺大小的旗帜。旗降到底后，其中一个人将它收起来，就像餐馆的服务员收拾桌布一样。然后，这两个人将战前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套上绳索，沿着桅杆慢慢升起。他们抓住这块巨大编织物的末梢，等它升到顶部的时候放开，这样旗帜就可以借助旗杆内部一个管道喷出的压缩空气在西南风中欢快地迎风飘扬了。
红场上没几个人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提醒公众或国外媒体在今晚等待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行为——更换列宁和斯大林执政过的大楼顶上的象征。只有俄罗斯电视台在叶利钦助手们的提醒下让一名员工就位，记录这个事件。”
“就这样，正当许多西方人庆祝1991年圣诞节的时候，苏联不在了，俄罗斯走出了列宁七十四年前带领这个国家走进的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