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却拿着信去向邓小平告密，结果邓一生气就把刘宾雁、王若望开除了党藉。（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是吴祖光先生在生前赠我条幅上写的两句话。我受之有愧，一生须强项但也屈过。“反右斗争”后期，为求得“组织”宽大处理，曾写过“认罪悔改书”。虽然这份“悔改书”不像有些人“我的交待”那样，痛揭别人而去立功赎罪，但也把自已骂得狗血淋头。据知，从不承认自已犯有“罪行”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上海的彭文应，一个就是北京的许良英。
我当时在四川成都，自无缘相识许良英先生，但2007年“反右斗争”50周年大祭岁月，我却数次破门拜见了他。为了不忘记历史，北京右友发起了“反右斗争”50周年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63人的签名诉求：一，要求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二，要求执政当局应向受害人赔理道歉；三，要求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
第一稿文本由杜光老师草拟，钟沛璋老师修改。由我和任众先生、燕豚符女士拿着文本去分头串连。任众负责北京地区难友，燕豚符女士负责北大难友，因我当年是《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右派份子，负责串连上层有名气的右派。许良英先生便是串连的第一人，去前曾查阅过他有关的资料：
许良英先生192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下的张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在辗转流徙中完成学业。他在专业上显示出的天分和特质，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赏识，他却一心从科学转向革命，寻找中共地下党，终于在1946年如愿。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并秘密领导浙大乃至杭州的学运。上世纪50年代初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想摆脱政治，回到科学研究当中，1956年出版了《科学与社会主义》。未料1957年风云突变，并没有“右派”言论的他，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中科院第一个右派，回故乡种地二十多年。从1962年起，他在农村的煤油灯下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影响了几代人。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获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从事科学史研究，主编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1980年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从那时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倡导民主、科学、人权。
大约是2007年1月23日，我和太太驱车去到海淀区他的居处，那是套极其简陋的小三居，总面积约80平米，住房没有装修，水泥地面水泥墙璧，家俱陈旧不堪，真不敢使人相信这竟是国内外著名物理学科学家住的地方。然而他和他夫人历史学家王来棣女士，就长年住在这里读书写作，心忧天下笔耕不辍。正如诗人白居易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许良英一生贫穷嗜书，堪称“最富是清贫”之人。
他个儿精瘦，两眼炯炯有神，腰板硬朗笔直，声洪音响老而不苍，8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思路却十分清晰。见面时，我按照一般习惯夸他一番说：听说许老师都87岁高寿了，早早地活过了毛泽东……他突然把脸一沉，勃然大怒道：毛泽东，他算个什么东西，怎么拿我和他比？他是个整人害人的暴君！
我和太太一下搞得十分窘困，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应声道：比错了，比错了！毛泽东，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再说什么，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边看诉求文本一边说：毛泽东一生干了不少坏事，仅一个“反右运动”就戕害了近百万知识份子，几乎毁掉了中华民族……我不停点头，表示赞同。
他详详细细地把诉求文本看了两三番，认为写得不错，但提出有几处措词不准确，必须修改。我立即向钟沛璋老师拨通电话，转呈了他的意见，同意修改。他却不签自己名字，要我改好后拿来他再签。我心里嘀咕：这老头真倔，没点通透余地，只好笑着告辞。
三天后再次登门造访，他看了修改稿二话不说，签下了他的大名，然后与我攀谈起往事来。他说1987年“反右斗争”30周年，他和刘宾雁、方励之发起搞个研讨会，他的家就是联络地址。本来按事先研究好的名单发邀请信，方励之却去邀请了钱伟长。想不到钱伟长却拿着邀请信去向邓小平告密，结果邓一生气就把刘宾雁、王若望开除了党藉。其实王若望只是参与者，并不是发起者，我却免难了。外面传说是费孝通告的密，不对，是钱伟长，所以他才一步登天，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自此后再没有人提起召开“反右斗争”纪念会一事，没想到今天你们发起了，但愿这个会能开成功！我满有信心地回答：一成功。走时，他送了我一册《许良英文集》。
此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我也把我主编的《往事微痕》寄送给他，他还寄来过稿件。此后，我被有关当局严格管控，为恐给老人增加麻烦，再未去登门叩拜过许良英先生。
白驹过隙，光阴荏冉。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传来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的消息。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许先生，中国永远失去了直言不屈，孤傲独立的许先生！
